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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传统的方式——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

截至今日，中国关于现代文明的开始仍遵循着旧有的说法，不正义的鸦片战争成为整个文明史的破坏点，而非新的起点。

而日本不仅开始向西方学习，他们也注意到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榜样——中国，现在正处于灾难性的困境中。

1862年，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被称为“千岁”号，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　”土峰源藏在《清国海上见闻录》中如是说。

“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证据为，彼不能造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能造防敌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敌国之外，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

倒藩时代的狂士，吉田松阴的学生高杉晋作在这一年就对中国的海军衰弱甚为叹息，他为日本开出的方略是“速造蒸汽船”。

剑桥晚清史的编著者们得出结论：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对抗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提供轮船和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寄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很早的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　。。

乙　明治群英谱（2）

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19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开始追寻民族的来源，追寻国家的身世。

在全球化时代开始的刹那，一个国家的精英们开始追问“日本人是谁”或者“谁是日本人的问题”，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处于东方，面向西方，日本人对自己处境的追问极其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个性，除却国家利益、民族感情之外，文化和心理上的这种变迁更耐人寻味。

日本的自我发现其实也经历了不同的过程，日本学者南博在其著作中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这一时期日本先行者们的思路历程，其时有“日本人不变说”、“日本人变化说”、“日本人劣等说”，最后演变到“日本人论”、“日本人优秀说”，一个民族从不自信到自信过渡的轨迹清晰可见。

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一批最早的“日本人论”著作问世，代表性的作品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内村鉴三的《代表的日本人》以及冈仓天心的《说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