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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一面严令部队注意军纪和各军驻扎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日本驻屯军福田师团部交涉。不料，“五月三日，我军于占领济南后，正从事渡河北上之准备，日军突然袭击我军，围攻我交涉公署，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全市邮电机关亦被占领，复向我提出，济南我军一律解除武装，及附近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种种无理要求，且不待我答复，即开炮轰城，我军不得已退出城郊，军民死伤万余，财产损失无算，造成我民族史上奇耻大辱”。蒋介石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行，谁亦想不到的。这次日军暴虐的行动，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对此，蒋介石一面同日本交涉，一面命令部队“绕道渡河，继续北伐”。就交涉来说，经过11个月的周折才解决。日本方面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是一筹莫展。”“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米♀花♀书♀库♀&nbsp；__

尽管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华行径有这么早与这么深的了解与认识，但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做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中就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生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使命。”

当时东北的敌我态势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中国挑衅。而中方，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玉祥、阎锡山，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其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七八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转过来反张，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显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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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后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