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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为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结国际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局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前途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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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所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

这次在日本，蒋介石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的接触。蒋介石通过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11月5日下午1时30分在东京青山私邸进行。蒋介石与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并于同月14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件有三个。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介石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对田中义一所谈明确表示：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内有共产主义者侵入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而后北伐，亦然”。“首相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解决，排日亦可绝迹”。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1）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2）蒋决定反共到底。（3）日本支持蒋政权。（4）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据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官邸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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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28年，当蒋介石率部举行第二次北伐时，5月却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1日，北伐军克复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胶济路及济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前进。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