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页)

包含了法西斯思想”。1942年4月17日，国民党###颁发年度学术奖，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获得一等奖；金岳霖的《论道》、刘开渠的雕塑获得二等奖；陈铨的《野玫瑰》、曹禺的《北京人》、常书鸿的《油画》等获三等奖。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渗透到文艺领域，《野玫瑰》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和批判。“糖衣毒药”《野玫瑰》获得三等奖后，在左翼文人的抗议下，国民党迫于压力，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有《野玫瑰》风波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铨的《野玫瑰》实际上成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牺牲品。”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论调。陈铨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由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由李安导演、梁朝伟和汤唯主演，正在上映，也是一场女间谍与汉奸的戏。《色·戒》火爆上映的同时，“美化汉奸”的争议骤起。想起陈铨在昆明诞生的《野玫瑰》引起的风波，仿佛是历史的一个轮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冯至家的文艺沙龙

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在《昆明往事》文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1939年暑假后，冯至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冯至来联大任教，是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来访，说西南联大的北大方面拟聘冯至为外文系教授，特来和他商洽下学期能担任什么课程，并约他为联大一部分教师组织的《今日评论》写稿。”

任教西南联大后，冯至在城内住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但为了躲避空袭，8月20日，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介绍冯至参观他父亲经营的距昆明l5里的杨家山林场，说遇空袭时可到那里小住。冯至在林场的一座茅屋中安排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周末便去住两三天，也常邀朋友们到那里去玩。

冯至在联大任教，如鱼得水，这里朋友和诗友很多，经常在一起雅集和聚会。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李、卞、冯三人都治外国文学，都是三十多岁，是诗友。在冯至的女儿冯姚平的记忆中，李、卞常到冯家里来。“卞之琳与众不同，父亲的朋友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觉得他特别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来了就坐在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1］［1］冯姚平《父亲冯至在西南联大》

1940年10月19日，冯至应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杜运燮等人的邀请，作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讲演。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冯至也时常应邀参加新诗社组织的讨论会和朗诵会，并和联大同学闻山、秦泥等人交往，后成为朋友。

1941年春，冯至在杨家山茅屋里开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是年11月4日，迁入城内钱局街敬节堂巷，有时也到林场茅屋小住。据冯姚平的回忆，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冯至家的文艺沙龙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