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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与《野玫瑰》风波（1）

陈铨从事话剧活动，从长沙就开始了。陈铨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给学生编导了老同学阳翰笙的剧本《前夜》和于伶的《夜光杯》。《夜光杯》是一个以女间谍为中心的戏，这种戏剧在当时很流行，陈铨后来在昆明创作的《野玫瑰》，就直接受到了《夜光杯》的影响。

《野玫瑰》是陈铨的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剧本，甚至演变成一场《野玫瑰》风波。

《野玫瑰》脱胎于陈铨的短篇小说《花瓶》，而小说《花瓶》的创作灵感来自在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则消息，消息称在伪北平市市长家中发现了窃听器。

建国以后，陈铨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他在未刊的《“文革”交代材料》中回忆当时创作《野玫瑰》的过程：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着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谌看，他说“太象###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据余斌著《文人与文坛》（丛书《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之一），1941年5月，《野玫瑰》创作完成。青年剧社和国民剧社都争着要，结果国民剧社占先，马上油印出来排练。地点在翠湖东路9号楼上，条件相当好，“卧室面对翠湖，风景极美，客厅铺花砖，备钢琴，适于作排戏之用”。导演是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孙毓棠副教授。演员除一人外，都是联大的学生。剧本《野玫瑰》共四幕，1941年6月至8月在《文史杂志》（重庆）正式发表，分三期连载。

1941年8月3日到7日，由昆明国民剧社以“劝募战债”的名义在昆明大戏院首演，由姜桂侬主演。吴宓在日记里记录了他读《野玫瑰》剧本以及观看话剧时的情形，譬如1941年8月3日，“读陈铨新著《野玫瑰》剧本，甚佳”。8月4日，陈铨送给吴宓两张《野玫瑰》的剧票，吴宓邀请女友前往观看。

陈铨与《野玫瑰》风波（2）

《野玫瑰》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剧情吸引人——间谍斗争加三角恋爱。《野玫瑰》写的是抗战初期，女间谍夏艳华受政府派遣，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三年后，汉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露面，住在王家与王的女儿曼丽谈上恋爱，而刘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老情人，于是特异的三角恋爱关系出现了。随着剧情的发展，原来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工，他们不但窃取了敌伪情报，而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致使汉奸头目将伪警察厅长击毙，自己服毒自杀。最后，夏艳华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

《野玫瑰》昆明上演成功后，重庆话剧界也开始了排练、演出，由秦怡主演该剧。1942年3月6日到9日《新华日报》打出的演出广告词这样写道：“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7日到9日的广告词则是“客满，场场客满；订座，迅速订座”。当时的重庆，陈铨的《野玫瑰》与郭沫若的《屈原》是最轰动的演出。

《野玫瑰》演出成功为陈铨带来巨大的声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见了陈铨，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也在重庆宴请陈铨和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观看了演出。

《野玫瑰》火爆，争议也随之而起。争议的根源在于“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野玫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