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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炼外功，而忘记了精修内功。

林子轩写这类散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专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别人如何评价。

对此他已经习惯了，早前就有人批评他文笔差，也没见损失什么。

就这样，《莫高窟》这篇文化散文发表在《申报》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难展现在世人面前。

林子轩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六章　作家的联合国

林子轩和丁闻江联合署名的文章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

他们大多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少国学研究者也表示支持，愿意出力。

但在社会上反响并不热烈，民众对文物的概念相当模糊，他们不认为文物能值什么钱，经文书卷还不如大洋在手里安稳。

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活命已经不错了，谁还管那些文物啊！

即便林子轩写的《莫高窟》再煽情，把敦煌文化说的再精彩，也只能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反响，读者并不怎么感兴趣。

有些读者看了之后心有所感，痛骂几句，也做不了什么。

现实就是如此，国家衰弱，强盗欺凌。

圆明园都被抢掠一空了，莫高窟还能比圆明园重要，外国人想抢，那也没办法阻拦。

这是普通读者的想法。

林子轩提出的敦煌文化在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一些学者准备到莫高窟考察来判断莫高窟内文化的价值。

敦煌文化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开始，已经过去了26年。

在这26年间，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

1909年，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等运到京城只剩下八千多卷，随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

除了经卷和文物。敦煌最有价值的便是洞窟内的壁画了。

有西方学者把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然而，这些壁画在这段时期同样惨遭损毁。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林子轩在文章中提出了保护敦煌文化的倡议，得到了国学界的支持。

其中以清华研究院导师陈寅格最为热心，他写文章支持林子轩提出的把敦煌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敦煌学”。

他认真研究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

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等。

他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并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林子轩成为第一个提出“敦煌学”这个概念的人，陈寅格对此做出了界定和补充。

不过林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