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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特别法庭，彻底调查案情，严正地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谁该为学生的死负责的问题。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么鼓动者呢？

他举例说女师大有位叫做杨得群的女士，来自湖南，家境不好。

杨女士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减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到北平求学。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请愿。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卫队一放枪，杨女士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也中弹而死。

一个好好来北平求学的女子就这样死掉了，谁该负责呢？

于是。陈原认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是军阀政府的帮凶。

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

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

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

“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发了鲁讯和陈原之间一系列的笔战。

在这种全国舆论谴责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陈原自然在论战中败北，成为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还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

后来只能离开北平，远走武汉，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这一时期，不少作家都写文章参与讨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国的女子》中对牺牲的学生给予极高评价，并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