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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第十二章　真相（5）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