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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第十二章　真相（4）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