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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矛盾组合：国内的商人在源源不断地向发动战争的一方、那个岛国输送各种物资；而被打的一方，还有自己的国民在战火纷飞的天空飞来飞去。

但，不管怎样，不断有公民在海外遇袭，政府天经地义地要出面干预。

就在1938年8月24日，吴士驾驶的DC—2在从香港飞往重庆的航线上、在遭遇日本战斗机的攻击并被打死14名机组人员和乘客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即指示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C。格鲁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正式抗议。

在拍给大使的电报中，国务卿这样说道：

你（格鲁。——笔者）可以这样说，对这架飞机的攻击引起了公众的反感。你（同上）应该指出……不仅美国国民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且对美国财产造成了损失。你应该就如此危害在定期航线上从事商业航班飞行的明显可辨的非武装民用飞机上的美国人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表达本政府的断然反对。

国务卿是够对他的国民负责的了，日本战斗机接连击落、击伤3架“中航”的民用航班，死难者多数是中国公民，但他还是左一个“美国国民”右一个“美国财产”，那口气，似乎是要对日本说，再*，请先把飞机分两半，让美国人坐在“另一半”，你们就打中国人坐的那一半吧。最好，也别把“美国财产”损坏。

驻日大使格鲁依令而行。接到国务卿电报的第二天，8月26日，他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照会。

日本人没有“无可奉告”、“深表遗憾”这类我们今天常见的外交辞令，5天后，8月31日，日本外相作出答复：

日本飞机所以攻击，只是他们怀疑这架不明身份的飞机在从事军事活动，飞机在河中降落后，他们就没有再射击。而且，由于“涉及的飞机所属公司是一个中国的法人，这一事件并不使日本直接牵涉另一个第三者”！

整个击落飞机事件不过是5分钟，外交照会大抵也是用了相应的大致时间，双方告辞时，日本外务相彬彬有礼但又不屑，他对美国大使道：“我建议阁下，请通知你们的政府，美国，应该管好他自己的事情，这也是全体大和人民的共同心愿！”

据说，此话传到了重庆国民政府、传到了蒋委员长耳中后，这位时任国家委员长很长时间没有吭声。没有实力的政权，竟然要把“讨个说法”的“权力”寄托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政府之上。作为一国之“首长”，也着实是难为他。

没办法啊，即将溃败的政权是没有说话的权利！

日本的“答复”显然是不能让赫尔感到满意，毕竟是死了美国公民的。于是，在接到赫尔转来日本“答复”的第二天，国务卿发表了公开谈话：

……误击的说法是不大可能的，这一事件的过去和现在都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有重要关系……美国政府因而感到必须请日本政府注意，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实施日本政府一再对美国国民权利和利益所作出的保证，特别是对日本军用飞机的飞行采取措施，以消除这种飞机在危及美国国民生命和利益的情况下攻击非战斗平民的生命或财产的可能性。（注四）

美国国务卿赫尔是少数几个和总统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高层政界人物之一，但在“抗议”式的讲话中，却既不慷慨又不激昂，别说“霸道”，连点硬气都没有，犹如一个年迈的老人批评一个做错事情的淘气少年。

国务卿的公开讲话只过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如同一块掷入水中的棉团。日本当局也没有丝毫“收敛”，继续攻击除空战外的任何在“空中发现的民航航班”。

1938年9月6日，在广东英德县佛岗上空击落了“欧亚航空公司”JU—52型EU—15号飞机。

1939年4月13日，JU—52型EU—19号飞机在执行河内至昆明的航班时，遭到6架日机的追杀。从越南的老街一直追到云南的矛坪上空，直至把该次航班击落。

同年5月6日，8架敌机同时对“欧亚航空公司”由兰州经西安飞重庆、途中在陕西汉中机场过站的JU—52型EU—17号飞机开火。

1940年9月16日，6架日机将停泊在重庆李家渡的中航康道尔水上飞机团团围住，一阵狂轰滥炸，直至将它击沉。

1940年10月26日，日机将正在飞行中的“欧亚航空公司”EU—25航班击中着火后迫降。

1941年6月22日，日机将执行成都——雅安航线的“欧亚航空公司”容克斯W—33型2号飞机击毁。（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