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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能有个方向，是在朝着曙光的那一边延长。

我虽然沉默了很久很久，但不曾忘记过来自你的温暖。一切搭救过、帮助过、理解过、关心过、同情过、在意过“那个小学生”的人，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笔至此处，那一份份遥远的和切近的温暖一齐在我的躯体里融化开来，我的双眼发潮了。我会用力在此打开心扉，让大家进来坐坐。我会努力不再怕什么，将事情心情说得自然。也相信我将在这里留下的话均属轻声细语，绝不会吵坏大家。

一个毛玻璃世界（1）

八十年代末，一阵风吹破了我，一个脆弱的小水泡，于是，我与时代的留学大潮融会了。我告别了梦一般的家园，去闯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如今，梦一般的人生变迁已留在了我的生命里。

无法相信，实在无法相信，在东瀛路上我已送走了十个春夏秋冬。是跑过来的？是走过来的还是爬过来的？反正是过来了。十年，整整十年的光景，并不能使我统摄岛国的模样，至今，在我眼里，依然有一面巨大的毛玻璃遮着它的面孔。但是透过这面毛玻璃，我毕竟还是捕捉到了它的些许影子，领略到了它的几分神韵。

笑与哭的过错

我自幼爱笑，为一点小事能笑出眼泪。每当我想讲个笑话时，从来都是刚开个头就笑得直不起腰，喘不上气，谁也没法听我说完过一个笑话。虽然经历了疾风迅雨的洗礼，我却依然收不住笑，在书桌上的小镜子里，我曾看见带着微笑的两行泪。

丈夫说我这种时候最可爱：晚上闹别扭时还眼泪汪汪，第二天一早便会一本正经地问：“昨晚我们是为什么事儿吵架的？”然后咯咯乐个没完。我的记忆似乎有舍弃眼泪而存储欢笑的天性。大概，在娘胎里我就已经会笑了。

就这样，我把这笑带到了日本。虽然我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艰难的开端，但我年轻，还不懂得害怕；我忙碌，还没来得及烦恼。

努力，不懈的努力之末，我考取了东京大学大学院，迈进了日本学界的最高殿堂。踏上日本岛以来，我第一次有了新鲜的欢笑，而不是惯性的笑。我急不可待地走进大学院办公室，我有些激动地呼唤办公小姐，我兴高采烈地办入学手续，我喜在心头，乐在眉梢，我笑啊笑。

不料，接待我的小姐眉头紧皱，悄悄地把我叫出办公室，两眼直直地望着我，认认真真地说：“你和我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笑？你不知道这样很失礼吗？”

我平生第一次知道，笑是可能伤害别人的。

我一直以为一张带着笑的容颜，一颗带着笑的心灵是可以和整个人类、大自然乃至无限的宇宙圆融的，是我与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桥。我好委屈。一瞬间，我的笑容被满面的泪水洗净了。

后来，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介绍日本与其他几个国家护照上照片的表情，证明日本人护照上的照片是最缺少微笑的。在这里，开怀的欢笑应该留给自己，当面对他人时，需要罩上一块毛玻璃，让笑含蓄起来。

日本的地铁像神经网络一样四通八达。瞧，车厢里面的日本小姐，她们的穿着是多么入时，秀发是多么飘逸。可你再观察一下她们的表情，是何等的木木然。她们醒着？睡着？高兴着？苦痛着？不得而知。

在我眼里，日本职员的个性整整齐齐的。就像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小姐们的表情似乎也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近乎一个模子。那一对对不会说话、不会传神、散了焦的眼睛，哪里还是什么心灵的窗口，最多是两块毛玻璃。透过这两块毛玻璃，你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也飘忽着红红绿绿的色彩，但你永远也看不清。

在我的笑容里，从此有了理性的加入：如果欢乐只属于我，我不必对着别人笑，如果欢乐属于对方或我们的共有，我可以适当地笑，但依然要适度，要含蓄，不要笑得太舒畅。

不来日本，我怎么会知道在这里连表情都需要设计？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我开始努力把握自己的笑时，却又知道了在日本，哭同样艰难。

我有一个名叫藤田的日本朋友，当初还是一个少女。她总是向我提起她的父亲。在很多日本家庭中，父亲被称为“送工资的陌生人”，他们在孩子们梦醒前走，在孩子们梦深时归。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尖尖地描向一点：工作。只要有一丝的偏离便不再找得到生活的价值。而藤田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觉醒的父亲，是一个热爱家庭的父亲。

可惜，他早早地去了，才四十八岁。他说好要在那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