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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经验，在某些方面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致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些教训是值得汲取的。苏联顾问奉召回国前，也对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做法有了一些认识。那些顾问临走时，胡炳云请参谋长顾问到家中吃饭，为他送行。饭前，他们一起聊天，苏军顾问说：

“我们到这里来，只是个顾问。在指挥作战和加强军队建设方面，你们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工作中，你们的不少意见都是对的，但我们采纳不够，因此发生过一些争执，有过一些误解，但这些都已过去了，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尊重和采纳你们的一些正确意见，那么，我们的关系会更加融洽，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卓有成效。”

事后，胡炳云说：“他的这些话说得还是比较中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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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老总救胡炳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胡炳云正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身份兼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一天，兰州军区文工团、陕西省军区五一剧团跑到陕西省军区“造反”，省军区机关一些人也跟着起来“响应”。结果，内串外联，向胡炳云发起了难。

胡炳云本来心脏就不好，眼底还出过血，结果，连续几天批斗、检讨，他支持不住，血压升高，犯了心脏病。幸亏秘书王宝书，不顾一切，在批斗会上进行抢救和护理，胡炳云才幸免一死，并且被同意进行治病。

这时医院也乱起来了，医生护士天天忙于“造反”，把病人撂着不管，胡炳云只好在家里治疗休息。但造反派还是没放过他，前来抄家，翻箱倒柜，把胡炳云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他犯病后，秘书王宝书不怕议论，每天将省军区和省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报告，并且不让群众组织见首长、批斗司令员。一天晚上，趁他去省委机关办事之机，西安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学生冲了进来，拉起胡炳云就去批斗，并挂了黑牌子。但王宝书获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