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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美，因为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姑姑偶尔会有些不近人情，但张爱玲是识趣的，懂得如何与姑姑相处，如何去维系姑姑家的“精致完全的体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认为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　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睿智而幽默。张爱玲喜欢和姑姑交谈，听姑姑讲一些生活里的琐屑小事和家族里的陈古旧事。姑姑讲的好多事、好些人，后来大多被张爱玲写进了小说。

对名人，姑姑有她的评价：“既然这么出名，相比总有点什么东西吧？　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后来红得发紫的时候，姑姑也从来不当回事。张爱玲诸事喜欢问姑姑，问急了，姑姑就埋怨道：“跟你住在一起，人都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姑姑作播音员的时候，曾风趣地对张爱玲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劝姑姑写文章，姑姑却淡泊名利，不屑于此，她巧妙委婉地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只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不上算。”（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姑姑的家，无疑是张爱玲写作的最佳环境，没有独居的孤独与寂寞，闲暇时拉拉家常，偶尔还能激发起灵感。姑姑在张爱玲心里，是比母亲更亲的亲人。张爱玲亲历了家庭的崩溃、父母的冷漠、亲情的疏离、后母的恶毒、成长的凄凉，温暖、温馨、温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感觉似乎早已与她无缘，唯有姑姑还能让她微微地感受到些许亲情的暖意，尤其在乱世，有这么一位姑姑收留自己，已是弥足珍贵、稀罕的事了，于张爱玲苍凉的一生，姑姑无疑是一抹难得而亲切、恬淡的暖色。

张爱玲以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用惊艳凄美、大俗大雅的笔墨，描述着都市琐碎精致、绝美苍凉的奇闻怪事。一幅幅精美别致的画面，把大上海陈旧颓废与现代时尚相混杂的风情世故，绝妙地勾勒在眼前，栩栩如生。在沦陷的背景下，这些贵族遗少、小姐卿卿我我、凄凄戚戚的风流韵事、似乎显得有些突兀，有些刺眼、有些附庸风雅。

但张爱玲不在乎，对她来说，窗外的国家、民族、枪声、炮声、生死、存亡……都与她不相干，她从不关心与自己不相干的事，她依然故我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她喜欢上海，喜欢乐此不疲地描写上海，即使上海沦陷，文明沦为废墟，她也仍然喜欢。她说：“纵有千般不是，但与我们亲。”（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沦陷后的上海，消沉萎靡，文坛凋零。不少着名的文人都韬光养晦，寻求自保。唯独张爱玲我行我素，固执地用笔墨挥洒自己的传奇。

在1943～1945　年，　短短两年的时间，　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白玫瑰与红玫瑰》等纷纷问世。她绝世的才情在沦陷区大放异彩，成为沉寂天空中最耀眼的星星，令绝望的“孤岛”有了一丝清爽、一缕舒畅，令沦陷区顾影自怜、无以聊生的人们，在吴侬软语的优雅里嗅到了自己熟悉的情调，在情调氤氲的氛围里，找到些微心灵的寄托与慰藉。

对张爱玲来说，无论是上海还是上海人，她皆认为是好，皆喜欢。在她的小说集《传奇》发行之际，她一改固有的孤傲与清高，颇有几分讨好地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放下她高贵的身段，为上海人写书，写的也是上海人，笔墨又如此惊艳华美、举世无双。崇尚“凡事两讫”的上海人，自然是投桃报李，甚是喜欢，不仅喜欢，还成全了张爱玲的成名与辉煌。

张爱玲一边享受着成名的痛快，一边勤于创作，佳作如雪，覆盖了上海所有知名的杂志。就在她居住的静安寺爱丁顿公寓的窗外，日本人封锁这条街后发生的一切，催生了张爱玲最优秀的一篇短篇小说………《封锁》。

在《封锁》里，张爱玲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人封锁街道后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