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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像压路机似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反复压了两趟,然后就进入所谓“细碎分割”阶段。到处安据点,修公路,挖壕沟,并在每一个村子实行“强化治安”。吕正操说,敌人“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通过这一通折腾,“我十分区主力部队大部分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北岳区,农村党组织大部分被敌人摧毁,经不起考验的不坚定分子,有的畏缩妥协,有的叛变投敌。”“至此,我十分区大清河北几乎全部变成了敌占区。”故而,日本人认为他们这次“扫荡”是很成功的:“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时任十分区司令员——引者注)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十分区沦为敌占区后,日本人闹得就更欢了。在大清河北,“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接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一个人间地狱。
听当地的老人们说,当年要是晚上走进一个村子,到处死气沉沉没半点生气,到处黑乎乎地没个亮光。可有的人家门上却挂着红灯笼。这些挂红灯笼的人家,就是抗属。“跟个公共厕所似地,是个人就往里闯,过的什么日子!”在敌人的高压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卫团”,每天晚上轮着班巡逻,见了八路就鸣锣打鼓报信。否则,“窝藏与掩护八路者杀无赦。”12岁以上,不论男女,都得随身带着身份证。
日本人还强行把雄县以东划为“小麦模范区”,霸县以北划为“棉花模范区”。实行“夏粮夏交,秋粮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误。大批棉花、麦子,被敌人掠夺去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此次“扫荡”,至少在短时间
内达到了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多田骏策划的这次针对十分区的大“扫荡”,很明显地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尽量“蚕食”我根据地,将我方的回旋余地压缩得愈小愈好;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铺天盖地地大干一场,一次解决问题;第三步,安据点,修公路。以武力强迫百姓建立伪组织,捕杀共产党。最终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
冈村宁次对多田骏这一成功的“战果”真是欣赏极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明的这一点。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简直就是多田骏组织的这次“扫荡”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部署更周密、手段更残酷罢了。冈村宁次到任后,除了继承多田骏的一套做法,学习其经验外,还忙于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并为配合日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于1941年10月,集中一部兵力打过黄河。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华北日军,仿佛上满了发条的机器,运转不停。又仿佛一群拥有一只更健壮、阴险的头狼的狼群,活动更频繁,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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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1)
日方文献记载了当时驻扎在冀南且“被110师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
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而我们这方面呢?由于日军“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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