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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冀中十分区的“扫荡”，倒是十分欣赏。也许有人要问，多田骏在遭受“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之余，正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还想着腾出手来搞十分区一下子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1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204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

当年冀中区抗联主任史立德回忆说：十分区是敌人死也不放的地区，也是我们非坚持不可的地区。如果说冀中根据地是插入日寇指挥心脏的一把利剑，而十分区则是这把利剑的尖端。它既雄踞于日寇的“卧榻之旁”，又是我冀中根据地的北方门户，敌我必争，斗争极为残酷。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的八年中，当腹地还能大兵团活动时，这里只能进行小部队分散游击活动；当腹地的同志还能日间工作时，这里早已是非夜晚不能行动……。我们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因成年累月不见太阳，个个都成了“白面书生”，面黄肌瘦看不见一丝血色。

现在我们理解了多田骏为什么急于“扫荡”十分区：其一，这地方靠日伪在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最近。在中国古代，像这样天子脚下的“近畿”岂能容他人插足？其二，这地方经过日伪数年“努力”，共产党的势力已愈来愈小。当时，北平到河北大名府有一条公路，就叫平大公路。这条公路由北向南，大致把十分区分成东西两半。十分区政委帅容说：“1941年时，平大公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我主力部队已无法进入。”这与吕正操将军所说的“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大致相同。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0）

敌人主观上容不得八路军在这里搞根据地，声称：“欲保平津，必先保大清河北。”客观上，经过“蚕食”，我军回旋余地愈来愈小，这样，敌人实施大“扫荡”的条件就成熟了。在六月大“扫荡”前，早在4月1日日伪已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小“扫荡”。小“扫荡”，是相对而言。其实日本人出动的兵力并不少。帅容回忆说：这次敌人出动得非常突然，他们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用火车偷偷从中条山一带拉来8000多鬼子兵，过保定后，沿路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十分区根据地猛扑过来。敌军一路从涿县下车向固安、永清方向进攻，另一路从高碑店下车，向新城、霸县方向进攻，像老虎钳子一样，妄图把我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一口吃掉。我们军分区当时刚开完政治工作会议。头天下午会议结束，第二天上午突然知道有新的情况，是由我们司令部在铁路两旁派的瞭望哨和在公路附近埋伏的侦察小组，将情况报告到司令部的。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被动。

这次突然袭击的后果是“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实际上只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其他主力都被迫转移了。如当时人所讲，如果一个地方变成敌人的地盘，那就叫“进不去”了，且进去了，也“待不住”了。1941年4月底，吕正操曾带人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虽还不致于进不去，但已是相当困难，且确是“待不住”了。他从十分区返回的路上，在蠡县潘营村，还遭到敌人合围。当时情况万分危险，吕正操说：“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6月10日，日伪军以两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十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地盘开始大“扫荡”

“敌人封锁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线，首先由西而东地扫荡，经容城、定县，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再拉转头来，从东向西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