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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

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中的这些诗句呢？

而今，曾经年轻得像刚出海的红日般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

2003年，颇有成就的画家、与我同岁的创作室同事李秉刚，突然辞世。向遗体告别出来，创作室的同事说：正隆，悠着点吧，别拼命了。

听说我退休了，有同学来看我。忙碌大半辈子，昨天还上班呢，今天就一个急刹车甩到家里，别说身子骨受不了，灵魂都无处安放了。同学是准备来劝慰一番的，结果也是一个急刹车，内容全变了调儿。

无论怎样不服老，心理年纪多么年轻，自然法则都到达这一站了。年轻时觉得生命仿佛是无限的，那个谁都得去的地方，遥远得简直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人这一辈子，是到什么时候想什么事儿。而这些年来不能不想到的，则是有朝一日去了那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哪？

孩子购物回来，常让我感到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呀？去了商场、超市才明白，任是什么样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