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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是因为爱，为了一个梦。

军营里的军人，每天是踏着12次（或13次）定时的军号作息的。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团军，军机关20多年坐落在辽东大山里一座县城的山沟。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外，我家书桌上的灯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有时写着写着，军号响了，是起床号。

那时的节假日，放假不像现在这么多，春节也只休息5天。临放假前一天，我就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回家门也不出——5天能写多少东西呀？

1994年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除了外出采访，这回就坐家写去吧。

1999年写《战将》，半年时间没下楼。

去年底，有人请吃饭，我没有名片，临别问我家里电话号码，我一下子懵那儿了。坐家两年多了，也用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呀？那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回家问女儿，女儿没笑，当然也不会想到我是保密、不讲。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枝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时上趟街，妻子就跟着。坐在马桶上想稿子没事儿，走在路上让车碰了呢？

有时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刚结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没人催，一本书多少万字，预计多长时间写完，每天要写多少字，那是只能超额，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还有完吗？

曾有人批评我：你不好抓紧时间采访吗？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开头什么都写，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了后者。而自选择了这种文学样式后，一部作品的采访工程结束了，那感觉就像听到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还有，或者故事（世上还有这种事啊？），或者思想（这小子怎这么想的呀？），每页文字都得有点抓人的有新意的东西，使人欲罢不能。不然，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工夫、耐性把几百页一本书读完？就像一出小品，几句话不能引人发笑，人家就换台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写了吗？而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瞅着衔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气力。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走近它。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采访也是一样。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采访工程完成1/3，起码进至一半左右，构思、立意，想写个什么东西，就得有数了。不然，你千难万苦，像个孕妇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东西，可能许多都是没用的。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百余万字的东西也是一样。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我那时不是这样。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