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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厂的军代表，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呀。放了吧，打击工人的积极性；不放吧，哪能这么抓人呀，这不明摆着违反政策吗？

开完会，我就往市政府跑。市长李英九听了，赶紧打电话，让马上调查，没什么大问题马上放人。放下电话就给我作揖，说：我说你这个胡主席呀，可别再给我胡来了！

沈辉，黑龙江穆棱县人，当年和张林苏一起南下接收武汉，离休前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总务处长。

老人说：我原来是邮电局的话务班长，到武汉就分到邮政局。邮政系统黄色工会挺猖撅，由国民党特务操纵。把特务组织破获了，黄色工会垮了。把我调去水运工程学院―那时叫“武昌国立海事职业学校”，咱们接管后改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交通学院”，刘惠农部长兼院长，副院长曹海波也是南下干部，原是哈尔滨市委直属党委书记。

国民党在交通系统潜伏不少特务，长江那船有时还没开呢，船上装的什么货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敌人就知道了，派飞机轰炸。中南局―那时还叫中原局，下很大决心搞好这所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人才。

校长跑了，剩个副校长临时主持工作，学生和老师基本都在，学生200多，老师20多。我们进去时，校园冷清清的，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那人就是等待、观望了，等着共产党接收，看共产党怎么对待他们，能把学校搞成什么样子。

〃8点上班9点到，10点看看报，11点把茶倒，12点回家看太太。”这是我在邮政局军管时听到的一句话，说的是国民党时期那种人浮于事的衙门作风。许多人就是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咱们的八路作风，看到了新中国和自己的前途，开始靠拢共产党的。还有一条，就是真诚，实事求是。

记得刘惠农院长第一次讲，你们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或将成为这样的人才，国民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可你们留下来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今夭我就讲几句，欢迎，欢迎你们留下来，欢迎你们为新中国效力，欢迎你们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管理这样的学校，我们还缺乏经验，有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帮助我们指正。在座的各位老师，不光是学生的老师，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老师。

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办公室当辅导员，主任是程志，吉林榆树县人，一块南下的，离休前是贵州省教育厅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经济的，这人有水平呀，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都服他。我就不行了，文化低，年纪又小，那年才17岁，学生都比我大，也不服我是个土包子。就提问题，说沈同志呀，你说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咱们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专政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什么呀？名义是请教，实际是考你，要看土包子出洋相。有的当场解答，有的就说我也不大明白，你们说说，我听听。有的是明知故问，就给我讲起来，挺得意的。有的他们也不懂，我就说等我回去请教程主任，你们也看看书，明天咱们再一起研讨，怎么样？这么一来，大家就服气了，说这个小沈不简单，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有的还说，就凭这一条，共产党这天下坐定了。

不管你怎么没把自己当回事儿，一身军装，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臂上再一块蓝边白底蓝字的“军管会”臂章，那时在人们眼里，你就是共产党了。

离休前为武汉第二炮兵学院指挥系副政委的高玮老人，吉林临江县人，当时是40军153师政治部秘书。

老人说：

武汉解放，我们师进驻武昌，118师南下后，又接管汉口、汉阳，执行若备任务，看守政府机关、要害部门和仓库，维持社会治安。有个国民党的省政府副主席，姓朱，个不高，胖胖的，没走，政治部派我和他联系，办理移交。不管谁需要什么东西，得我们俩签字，我再盖上政治部公章，才能拿走。开头他叫我“长官”，我说我们解放军不兴叫“长官”，后来他知道咱们叫“首长”，又叫开“首长”了。我说我不让你叫“长官”，也不是叫你叫“首长”呀，我就是个小秘书。我想让他叫“高同志”，又觉得他是个国民党的省副主席，不合适，大概他也是这么想的，不敢叫“同志”。我说你就叫我“小高”吧，他就叫开“老高”了。他都50多了，那年我才21岁。

那时汉正街那儿都是棚户区，里面还有个挺大的粮库，特务想烧粮库。粮库有部队守卫，不敢近前，就在棚户区放火。弄十几只猫，尾巴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点着，那猫就到处乱窜。都是板房，那天晚上刮北风，大火一下子着起来。部队去救火，粮库保住了，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