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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200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张平化带队。张平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来武汉当市委书记。惠农是辽宁省军区副政委，我提哈尔滨道里区委组织部长，3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两岁，都留哈尔滨了。一路汽车、火车，武汉解放当天下午，我们就进来了。

我到航政局秘书处当副处长，个把星期能和惠农见次面就不错了。

武汉人称“九省通衙”，上至豫陕甘川，下至湘粤滇黔，物产大都经由武汉转销各地及海外。可当时的武汉三镇成了孤岛，一是周边农村还未解放，二是敌人撤退时，把交通破坏了。粮食和原料进不来，不能恢复、发展生产，恢复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恢复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业的很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航政局却招不上来。码头上黑社会势力大，被他们控制着，找工作得向他们交钱，许多工人、船员还顶着死人的名义上班。我们贴出告示，要冒名顶替的人登记，恢复本姓本名，保持原职原薪。一个黑社会头目到我办公室，吵闹、威胁，我去找工会主席李义，召开职工大会，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为工人撑腰。

那时有种过左倾向，一些工人觉得这回咱们解放了，就得把资本家打翻在地，再骑到他们头上。有的干部习惯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这一套搬到城里，这不行。能开工不开工的，继续欺压工人的，要斗争。工人翻身解放了，资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他想好好干，扩大再生产，工人阶级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鼓励他，团结他，与他合作，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大家和国家都有好日子过。你把他斗垮了，分光了，你不也失业了吗？

有个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老板，跑长江的客货轮近一半是他的，要破产了。咱们就借给他钱，给他找活，扶持他继续运营，很快就火起来了。

胡真一老人说：

宜宾市成立工会，借个电影院开大会。我讲话，说咱们工人要团结起来，和坏人作斗争，斗争要讲政策。会场里有人站起来喊，xxx是个把头，现在混到咱们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了。有人就喊把他拉出来，一会儿拉出来8个，靠边站一排。从沈阳到宜宾，我当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