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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医生有很多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教育，甚至还有一些医生是由兽医改行的。记者在陕西省延安市一些农村采访时看到，一些村庄由于没有卫生所，农民看病需要跑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无形之中增加了看病的成本。

第三，是人际关系的不平等。记者采访过一个叫王红芬的人，她带着母亲来北京看病，结果在一家大医院等了十多天，都没能挂上号。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没有认识的人，挂不上号就只能等待。而想想我们这些城里人，如果需要看病，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优先挂到号，看上病。

正是有了这些的不平等，农民看病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几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而且国家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不平等将逐步消失，平等公正的待遇会离农民越来越近。

（五）解决看病贵得从检查费药费入手

近年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已成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记者对北京、河南、湖南等地农村进行采访时，深切地感受到大多数农民反映的看病难，主要难在了找专家看病，特别是那些有着院长、主任等头衔的名医。

“在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往往因为疗效和声誉而使患者趋之若鹜。”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乡卫生院的果院长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患者对小医院缺乏足够的信任。

“如今看病上医院是我们最害怕的事，不怕别的就怕贵呀。”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农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记者在对一些医院的采访过程中，留意了农民就医的费用单据，费用主要包括挂号费、检查费及药费等内容。

挂号费：普通医生的挂号费一般都是3元左右，“主任医师”的挂号费也不过15元，看病之“贵”不在这个环节。

检查费：如今B超、心电图是各家医院中普遍都有的检查项目，做一个B超要花30元左右，心电图20元，而做一项CT则需要300元左右。

药费：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农民反映“看病贵”的主要体现。同样一个小感冒，记者却看到过两种不同的处方，一个上面开的药只要数元，而另一个却超过了100元。

很显然，农民们所反映的“看病贵”主要体现在检查费和药费中。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湖南邵阳市中医院的院长胡滨说出了自己的体会，“一方面为了满足病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了增加收入，院方不得不购置大型医疗检查设备。”同时他也坦言，各家医院购置医疗仪器设备的费用过高，存在着医院本身过度服务甚至是故意误导、重复检查、指标缺乏统一认证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破题“看病贵”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六）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信任度

说到农民看病难，就不得不提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本身就有一种扶危济困的意味，但现实的情形却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报销额度越高，农民参保积极性也越高；而经济落后地区，尽管农民更需要合作医疗保障，但因为地方经济困难，很难保证资金充足到位，使得农民很难享受到这一政策带来的实惠。

记者在江苏省采访时，从苏南走到苏北，农村经济条件越来越差，合作医疗筹资标准也越来越低，相应的，医疗报销标准也越来越低。在经济发达的无锡市惠山区，筹资标准为每人130元，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阜宁县，每人的筹资标准只有30元，两地竟相差100元。

再说筹资方式，记者了解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强制企业赞助型，以企业用工多为由，要求企业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供一定的资金。滚动筹资型，个人门诊账户的10元钱自动沉积为下一年的个人出资。目标责任制型，参合比例与基层干部绩效挂钩。

一位基层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这些做法与合作医疗的自愿原则有些出入，但是每年筹资政府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这样将就下去。

虽然“合作”本身强调的是农民的自愿互助，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行过程中，农民却是相当被动的。一方面，农民无法对合作医疗补偿结算、监督管理等主要环节主动介入，一些不法分子乘虚而入，利用职权之便虚开发票，冒领合作医疗补助。另一方面，因为报销程序繁杂，透明度差。虽然每年各地都要发放相关宣传资料，但农民还是很难搞清楚什么药品可以报销，什么药品不可以报销，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