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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高度专业，而且用药也是非常讲究的，每一种药品在适应证方面各不相同，即便同一种药品，剂量、配伍、每天用药次数和疗程长短也是随着病情不同而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只有对症，才有可能药到病除；用之不当，后果不堪设想。我想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患者不仅不敢和医生在检查、诊断、治疗方面讨价还价，而且也不敢像我一样自己更换药品名称和数量，更不用说去货比三家了。

在和医院的“斗智斗勇”中，病人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上，病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但单纯依靠医院来解决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只有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才能根本解决。

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措施，例如，加大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力度，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等。社会各界也出了不少好点子，例如，平价药店、药房托管、限价门诊、议价手术等，这些点子不能说不好，声势也不能说不大，可就是没多少实际效果，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也有人说是扬汤止沸，总之褒少贬多。最近卫生部又将建立平价医院作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杀手锏，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有人担心政府财政能否兜得起平价医院的亏损，有的担心吃财政饭的医院服务质量能否保证。其实，平价医院到底是否可行，能不能解决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平价医院不会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唯一模式，只要各级政府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真正下决心解决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相信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三）农民期盼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在江苏采访农民看病难的那些日子里，记者每天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有人说，病魔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话一点不假。采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些农民，家中亲人患有不治之症，他们为了给亲人治病，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能借到的钱也都借遍了，欠下的巨额债务，恐怕是他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没有农民的健康，就没有农村的小康。搬不掉压在农民头上的这座大山，农民是无法去奔小康的。无锡市一位政府官员说得好，保障农民健康，必须建立和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农民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现实是农民对合作医疗有顾虑，因为在贫困地方，农民每人每年要交10元钱，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这就是一笔大投入，更何况报销比例、制度保障能否兑现，很多农民心里没底。所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很怀念他们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里都有“赤脚医生”，每人每年交几角钱到大队，看病不挂号，吃药不交钱。城里医院送医送药到农村，一些城市医生甚至把家安在了农村，不少大学毕业生也都愿意在农村工作，很多手术在家门口医院就可以完成，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危重病人才往县里送”。可人民公社解体后，“赤脚医生”没有了，城里来的医生都“飞”了，有点本事的乡村医生也都各奔前程去了。

“赤脚医生”已经淡出农民生活几十年来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广大农民继续接受“赤脚医生”那种“一根银针治百病”的医疗水平。但在目前医疗卫生投入总量增长，高端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那些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基本医疗保障，这种对“赤脚医生”的怀念不正是农民渴望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的体现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感言篇：编者按（4）

（四）总想起一个词：平等

转眼间，“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已接近尾声了，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词始终在记者的脑海里萦绕，那就是“平等”二字。

因为有“不平等”，所以记者渴望“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城乡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在记者采访的一些农民家庭，他们有的只是土里刨食，每年收入一两千元；有的是在外打工，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还有更困难的，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在这种情况下，“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情形就在农村相当普遍了。然而，城乡经济差别的根源是城乡差别所致，这种差别不是农民造成的，而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农民只是受害者。

第二，医疗条件的不平等。城市有众多好医院，这些医院有着国际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有着医术精湛的医师，然而农村很多地方的卫生所，却只有简单的仪器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