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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阵地后,铁青着脸说:“现在,各团的阵地已经分配完毕,各团务必要坚守到底,没有预备队,没有支援火力,惟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击垮敌人的冲击……”
12月1日, 当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湘军阵地,急向西行的时候,红34师的退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切断。
陈树湘发出了最后的命令,毁弃无弹的火炮、枪支,争取涉水过江。
一支支心爱的钢枪,在石崖上砸烂了。一门门威风凛凛的火炮,被拆得七零八散,然后抛进了山洞。
渡河时,仅剩不到千人的队伍刚踏进湘水,便遭到敌军猛烈火力的封杀,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倒在血泊之中。
陈树湘师长一看湘水难涉,只得率剩下的700余人折回东岸,另寻时机过江。
无奈此时湘江两岸已经完全变成了蒋军的天下,蒋介石正为红军主力突围一事雷霆大怒,各军怎能轻易放过这支人数不多的红军!
日战夜战,终于在10日之后,陈树湘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他把手伸入自己的腹中,忍着巨痛,强行掐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湘江之战, 是红军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败仗。这一仗,红军损失5万多人,使得长征出发时的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一战,也使红军的炮兵几乎全部丧失殆尽。
在此之前,炮兵作为一个主要兵种,已经成为红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军团设有炮兵团外,基本做到了军有炮兵营,团有炮兵连,编有野炮、山炮、迫击炮等上千门。湘江一战,重炮几乎全部遗弃,只剩下有限的十几门迫击炮。
红军调头西渡乌江,蒋介石剿灭红军计划落空
湘江血战之后,红军主力受到重创,辎重丢失大半,挑夫也基本逃散,这样反倒使红军的行动轻捷、灵巧起来。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红军还不肯丢掉那些沉重的包袱。
李德的瞎指挥几乎遭到全体红军指挥员的愤怒谴责,毛泽东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上升,说话的分量变重,而在此之前一直遭打击的刘伯承从指挥殿后的红5军团复任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不负众望,上任后即指挥红军大步进退,连克数城,把尾随不舍的敌人甩开了一段距离。
在急行军的间隙,红军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否定了李德走“肖克旧径”——与贺龙、肖克的二方面军会合——在湘黔川建立根据地的幻想,从而改变了前进路线,向贵州挺进。
1934年12月21日,红军进入贵州境内,直扑乌江。
南昌行营。蒋介石捧着紫砂壶,踌躇满志地站在挂着的地图前,正在听德国顾问赛克特和陈诚分析战局和红军的突围方向。
湘江大捷,使得蒋介石很有些飘飘然,他自认为红军虽然跳出了铁三角的围歼,但还没有跑远,完全可以再设置一次口袋让红军来钻,不过这一次,再不能放跑一人了。
陈诚指点着地图说:“据何键来电,共匪的战略意图未变,仍将沿‘肖克旧径’前进,与位于湘黔川地区的红二方面军会合……”
赛克特频频点头,认为陈诚分析得正确。他在地图的有关方位划了几个圈,表明应在这一带设置四道封锁线,并配以重兵布防。
蒋介石最后命令道:“湘江之战,未能剿灭共匪于东岸,已失良机,湘西决战,务必将共匪全歼,勿使漏网。原先五路人马,现编为两个兵团,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率兵10万,固守前两道封锁线。薛岳任第二兵团总指挥,率兵10万,作为策应。谁如果作战不力,放过一个共匪,军法处置……”
不过几天功夫, 湘西的交通要冲,突然冒出200多个崭新的碉堡,蒋介石的20万大军,也先期进入防守要点。
一个新的布袋阵,一个无形张开的血盆大口,正在等待着红军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红军却调头向西,扑向了乌江。
南昌行营里的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望着他的几位洋高参,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知道,贵州乃是包围锁链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一旦被红军突破,围歼计划将全盘落空。
“马上通知贵州王家烈,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乌江……”
王家烈手里捏着蒋介石杀气腾腾的密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房子团团转。
41岁的王家烈虽然生得身材魁梧,虎背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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