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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她在上海和北京的故居——现在都按原样保存着。两处都有她读过的书、她常常凝视的照片、她用过的物件。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各项设施是她创始和热爱的妇幼工作的最突出的范例。在北京后海北沿46号故居有关于她的一生的最完整的陈列。这里目前也是宋庆龄基金会的会址，该会在海内外资助下正开展新的儿童工作。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室规模虽小，工作却很活跃，它收集有关宋庆龄的资料并开展研究。从事类似工作的还有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以及“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的研究室。

本书的一部分原稿就是作者在后海北沿46号完成的。有一些情况和材料在别处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故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书作者，几乎直到她病重之前，她每天都要在那很大的花园里散步。尽管她的腿不好并常会失去平衡，她总要自己走，不要任何人挽扶：“谢谢你，我自己能行。”甚至用拐杖也是很勉强的。

花匠说，他总是把新的盆花放在花园各处，以吸引她多作些运动。她有时会问：“我可以摘这朵花吗？”有一次他回答：“当然可以，这些都是您的。”她说：“可是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呀！”

花匠回忆说，“她懂养花。只要能动，她就自己种。她很会扎花束和瓶中插花。”花匠常常走在她身边或后面，万一她摔跤可以护持。有一两次她摔了交，他把她扶起来，她总要说：“我给你添麻烦了。”

她爱鸽子，每天亲自喂它们、看着它们。她会学鸽子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就都飞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几乎要被迫“处理”掉这些鸽子。但它们活下来了，她也活下来了。

她去世后，这群鸽子还留在花园里，总共有100多只，常在过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

有一天是儿童节。本书作者在写作间歇中到园中散步。平时十分清静的园中这时到处是笑着叫着的小学生，现在这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地了。（听说每逢儿童节就会有1500名小学生来参观游览。）他们荡秋千，在山坡和假山上跑来跑去，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在花果山上那一群小猴似的尽情嬉戏。在古树绿荫、亭谢红柱及花坛彩色之间，小眼睛在闪着光、小辫子在快乐地晃动。

这里曾经是清朝的王府，当年在这里住着的是贵胄子弟，有师傅严格管教，为了要把他们培养成绝少数统治者的坯子，但他们因为天生是尊贵的，所以心底里看不起这些师傅——事实上对任何人都看不起。同这些贵胄子弟相比，眼前这些孩子是多么的不同！

同旧中国那些通常是满身疥癣、满脸鼻涕、面黄肌瘦的穷苦孩子相比，眼前这些孩子又是多么的不同！旧中国的穷孩子命定要为沉重的劳役、战争、卖淫、饥饿所吞噬，他们受不到教育，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永远处于绝望的境地。

在20世纪中，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尽管它目前还是面临着那么多的问题。在新世纪中，等待着这些新一代的将是怎样的未来呢？虽然未来将不会是轻松的、甚至可能是艰难的，但没有哪一代的中国儿童象今天这新一代那样具备了优良的条件去面对它。

在这样沸腾、欢乐的新生活里，安息中的宋庆龄将会感到何等忻慰呢。

译者后记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并且本书作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是——也只能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