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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庆龄最后写道：

“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前美国人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

在这篇记述中，庆龄没有提到她的怀孕，也没有提到她在脱险过程中因过度紧张劳累而致流产。这一事实看来是确凿的，但流产的地点不很清楚，多数记述认为是在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博士家中，庆龄最后是在这里暂避的。这件不幸的事情对她和她的丈夫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很巨大的，特别对她来说是如此，因为她热爱孩子，而据说医生以后检查的结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孙氏夫妇是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由广州赴香港的。这事出于孙中山的美国老友及法律顾问罗伯特·诺曼的大力协助。他先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由美国炮舰送他们去港，但被拒绝。英国人当然不比美国人更喜欢孙中山，但他们的头脑看来要更复杂些：孙中山和他的信徒们在密迩香港的广东有根深蒂固的势力，而且说不定将来的天下也可能是他们的，那又何必做得太绝呢？

在香港，孙中山和宋庆龄换乘民用客轮“俄罗斯皇后”号赴上海。

有两件有意义的事在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

陈炯明占据广州后，得到了一些孙中山早期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谈话的书面记录。他把这些记录（可能还加上一些歪曲和编造的材料）送到香港和大陆的一些不倾向革命的中国报纸和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外国报纸去发表，这些报纸对之大事渲染。陈借此以“使中国免于共产主义的大救星”自命，从广州最富有的商人、西方支持的大军阀吴佩孚（北京军阀政府的支柱）以及香港的英国人那里捞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金钱、军火源源而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个军界和政坛人物蒋介石开始发迹。蒋是孙中山从广州脱险后登上“永丰”舰时随从军官之一。他第一次有机会同孙每天在一起，并赢得了孙的好感。在此之前，有好几年蒋脱离了军界和革命工作，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他在“永丰”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么英雄——他随孙上舰后眼看形势不妙就私自溜回了上海。但他同孙的关系使他后来得以取得国民党的最高军政大权。再后来，他同上海金融界的勾结又使他实现了从革命到反革命的叛变，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叛变，同陈炯明在小小一省内的叛变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昆明任中国与美军的联络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派女儿到北京来拜访他的老上级李济深（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澳门从事工程工作，1952年逝世。以上根据他的女儿姚曼裳写的关于他的一篇传略，载《文史资料选辑》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6辑。

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

1923年，宋庆龄30岁了。

1月间，她陪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使节越飞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成果是在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蓄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一个坚决反共、但亲眼见到过他的作者笔下，也不能不对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个最不寻常的人……尽管不到四十，看起来已经像个老头子了，因为在沙皇统治时期他在狱中受过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里的中国人＇出神地听他阐释他信奉的主义，他宣称欧洲的所谓政治原则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世代相传的偏见……他给北京的官员们讲《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幕（他是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关于当时还是秘密的中欧历史的真正事实……（中国）首都的知识界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一个新的俄罗斯一中国团体组织起来了，它看来要产生一些伟大的事情。”①

①姚观顺的英文名字是“乔治·鲍上校”，他是美籍华裔，1887年生于美国加州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