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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霭龄在回上海时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边。一位同霭龄关系密切的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如果霭龄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历史就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孙中山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是绝不可能脱险的。”①庆龄在文章中接着写道：

①《广州脱险》（1922年6月），载《宋庆龄选集》。

“此时城中听陈指挥之部队达二万五千名，而我党大军皆开赴前敌，留驻后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据另外一些文章中的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先走，自己留下。①当时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②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122页。

②见《邓小平致悼词》（1981年6月3日），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5页。

张猛①曾是总统府卫队营士兵。他回忆说，当时任营长的是叶挺。叶是共产党员，在后来的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曾担任过领导工作。

①据廖梦醒着《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同上书，第136页。

庆龄接着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①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种植许多亚热带树木、公园式的越秀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据见过的人说，它是封闭式的，像一条架在空中的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

①张猛现已故世。1985年，本书作者曾在广州采访过他，当时他已年近九旬，但记忆准确，声音洪亮。他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侨，父亲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战士，在一次反清起事中牺牲。他自己在参军之前曾做过裁缝。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①（中山先生的侍卫），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流弹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

①龙济光是云南省的一个旧式军人，在清末和袁世凯窃国时曾在广东掌权。陈炯明在从事革命时多次对龙作战并最后将之逐出。

“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在炮火纷飞中过了几乎整个白天，其间有个守中立的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队提出的第一条是保孙夫人平安出险，那个军官又说他不能担保。于是宋庆龄和卫兵们设法逃出，遇上大群闯进来抢掠的乱兵和暴民，幸亏庆龄“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又逃了一大段路，庆龄记述道，“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我们跑到一座村屋，……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

叛军士兵再次来到，开枪乱射。宋庆龄的一个卫兵出门去看动静，不幸中弹牺牲。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