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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动。在1927年9月19日所写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苏联妇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国民党”；在9月6日发表的三个声明中，其中一个的提法是“革命的国民党一，另两个是“国民党左派”。见（为新中国奋斗》，第12、13、14、17、18、19页。

这些暴动中有两次——虽然为时短暂——后来证明成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由此诞生。奇异的是，这次起义的地点南昌就是几个月前蒋介石建立他的第一个自立山头的右派总部的同一个城市。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25名成员中——这里不妨重提一下——有宋庆龄。

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者是各地农会幸存下来的骨干分子和安源煤矿罢工工人。他们很快同南昌起义部队中幸存下来的、经过锻炼的战士们会合，组成红军的核心，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战略最后导致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①

①上引书第20—21页。

但对于当时来说，这个胜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还要经过以后长达22年的三大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个局势是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抗争的星火还极微弱。这使宋庆龄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讲话中所充满的对最后胜利的信念更加突出。这一信念的来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国人民的重要阶层的觉醒——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

“现在的工人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懂得组织了，并且一度得到过政权。农民也不同了。他们懂得了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中国人民大众都懂得了悲惨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种认识保证了胜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争论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观点双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后，几十年也恢复不过来，而且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当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后），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把它们说成是毫无希望的拼命行动。

1929年，在这些起义所发动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不断增长之后，他仍然这样写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来是贺龙和叶挺（两人都是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指挥员）冒险主义行动的翻版。……这一起义——在没有战争或革命的情况下——为今天处

在这里没有一点关于所谓“中国革命的悲剧”的暗示。这场“悲剧”是当时许多论著的主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假设的死亡，有的作者伤心、有的作者高兴。对宋庆龄来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革命尽管备受挫折、也犯过错误，但它的生命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点，她就将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对此反对或动摇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谴责。

她在苏联的6个月勾留，总的说来，给了她无穷的鼓舞。但在这段时期内，她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还由于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一些事件而使她个人受到了深重创伤。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现在在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的她的同胞们中间都出现了不团结。

因此，她开始感到莫斯科在当时对她来说不是最适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国。

在不少著作中都记载着在此之前她曾短期离开苏联，于1927年12月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组织还推她为名誉主席。在它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