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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作者访问现尚在世的

中山大学学员的回忆，记录了当时校内外生活的许多具体细节。

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有人打出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旗帜和标语，有人就去撕抢，中国学生中支持双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后，有些中国学生也被开除了。拉季克的继任人帕维尔·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登上舞台，充当错误的清洗者和正统的保卫者。在越来越浓厚的猜疑气氛中，他们给一些学生扣上“反对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学生说成“动摇分子——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尽管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在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充满了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特别在年轻人中间。宋庆龄对此印象很深。她到达苏联不久为苏联读者写的一篇文章①中说：“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像你们这样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也必须动员我们的青年了，因为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据《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载《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页。

“孙中山经常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青年的热情和支持。……他时常不得不请那些事务繁忙的人等上几小时或几天——但从来不让青年学生或那些年轻、热情而诚朴的工人和农民等候他。对于这些人，他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如果有人抗议说：青年们年轻，有时间等待。他就会回答说：国民党的主义只有中国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领导者们……有的死了，有的动摇了……

“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过去几个月中，老的领导者们叛变了。许多十五年前同孙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经加入了反动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领导者们，他们始终拒绝妥协，始终对抗反动派，虽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仍是会胜利的。”

几乎可以肯定，她这样说的时候所想到的是像邓演达（当时32岁）这样的人以及她在广州和武汉曾遇到的她的同辈人如周恩来（当时29岁）、毛泽东（当时34岁）。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她以一种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语气写道：“这些年轻领袖们，有许多也会变得衰老，因此他们必须把革命的火炬传给今天还在学校与工厂中的男女青年们。……中苏两国的青年团结起来……就能产生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尽管中山大学的学员们在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集体出来欢迎她，但有许多因素使双方保持距离。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贬低孙中山，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事业，她已同他们断绝关系。在苏共党内争论中卷入较深的学员又想从她的嘴里得到一些对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为新来乍到的人、又是这个国家的客人，不便说话。关于她被邀请去中山大学的事，说法不一，就我们所知，她去过一次。邓演达曾代她去过一次，据说被轰下讲台，轰他的是托派还是新教条主义者则谁也说不清。

使她感到同样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风浪影响到了她同曾在广州和武汉同过事的俄国挚友们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她同鲍罗廷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她所主要关心的事始终还是中国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国局势的变化作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打击对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时间同邓演达和陈友仁一起检讨国内的局势。他们自省：真正忠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应该得出什么经验教训？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最终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党组织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蚀和欺骗。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余剩的国民党健康力量——开辟未来的核心——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让机会主义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此之前，他们曾争辩过要不要用“国民党”这个名字，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孙中山创建的党的旗帜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孙中山的最后遗教作为建党的重心。“行动”一词则是表示，斗争决不仅仅是口头的交锋。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两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与革命）（1927年9月），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3—24页。

这时，在中国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