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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11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网》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毫无疑问，武汉的反革命行动能同上海一样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软弱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相互矛盾。同国民党联盟无疑有利于进步——逐步消灭北洋军阀的势力，同时也就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并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但由此产生了过多的幻想。对胜利说得过多，对危险的讯号不加重视，对同国民党的联盟依赖过久。认为武汉的政客和军人不会重演蒋介石那样的彻底背叛，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导致上海悲剧的重演。武汉地区的血腥屠杀甚至比蒋介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的叛徒们对群众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是如此痛恨、要给“下等人”一个教训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他们竟在街上把数以百计的人力车夫滥行枪杀，仅仅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胆敢成立了一个工会。国短头发的姑娘被抓起来杀掉，“罪证”只有一条：留短头发最初是由革命的妇女兴起来的，但谁知道谁是带头的、谁是随从的，干脆都杀掉最保险！文森特·希恩写了这样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认识的一个受过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这样被杀的妇女之一，她被开膛破肚，把肠子绕到她身上，然后让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记述，在6月底，“当国民党同共产党分裂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的时候，宋庆龄显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她写道，就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建议她去教宋庆龄俄文，这是宋曾要求过的。但她没有来得及开始上课，因为两周时间内他们都离开了武汉。

去苏联的事可能是鲍罗廷向宋庆龄建议的，也可能是宋请鲍安排的。在早些时候，她曾解释道，这是因为孙中山过云曾想去访问苏联。（据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广州的可能，曾考虑了几个去向，后来选定苏联。）

据一位苏联人的回忆录，在宋庆龄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鲍罗廷被迫离华时救过他的命。原苏联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写道，“鲍罗廷从武汉上了牯岭（庐山主峰），宋子文来看他，建议他从上海走。宋庆龄劝他绝不要听宋子文的话，从而救了他。”①鲍罗廷后来是走的陆路，取道洛阳，最后经蒙古返回苏联。就在他离开武汉的当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庆龄的寓所被军队闯入搜索。

①《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于汉口），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7页。

章克曾同鲍罗廷等人一道进行这次通过戈壁沙漠的汽车长途旅行。他记述了鲍罗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有一天，在休息时因为蚊子太多无法睡觉，又无事可做，只有聊天。鲍罗廷认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相信蒋介石。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这样听话、这样顺从、这样谦虚！”①

①切列潘诺夫著书，第590页。

人们真该提防那些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