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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将是民族的、反封建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或工人阶级的，但是它们的最优秀领袖如孙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挠、在社会问题上思想开明的。正是出于列宁的敦促，共产党人参加和支援这些革命运动，斗争在最前列，组织工农为民族的和阶级的目标而奋斗。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东方将起来。世界帝国主义链条将在其最薄弱环节——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国发生的事件看起来有力地证实了这种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对广州和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巨大的兴趣。因此，各国反动派都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不许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也因此，全武汉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寻求希望和团结。

全国工会会议在武汉举行时，有许多外国兄弟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参加者中包括汤姆·曼这样的英国工人运动前辈，还有美国共产党的厄尔·布劳德等人。在文化领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涨而形势十分危急的日子里，武汉观众却看到了许多外国艺术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国舞蹈激进革新家伊莎多拉·邓肯创建、当时设于莫斯科的艺术团。

但是，随着令人兴奋的胜利，乌云正在笼罩上来。

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仍在取得胜利，但其精锐部队（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扬、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部队）在前方伤亡很大。越来越多的恶兆显示，后方有些将军正明目张胆地想要重复蒋介石那样的叛变。

5月19和21日，在农民运动最为高涨、有些地方已从地主手里夺取了政权的湖南省①，当地国民党军团长许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杀同样的手段把农民运动镇压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艺性回忆录《逃避的道路》（企鹅丛书）（英文，1981年）中赞颂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见该书第18—22页。

由于同样的阶级根源，在“有名的国民党左派”高级政坛人物（包括汪精卫）中，机会主义正在增长。这些人一方面被对方的军事优势所吓倒——用鲍罗廷所作的生动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们更怕工农群众。作为他们的主要支柱的工农群众正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要求把他们在那些漂亮言辞中许诺的改善措施兑现。看来已经临近的革命胜利果实应该归谁？这就是矛盾冲突的核心——这种矛盾冲突存在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之间，也存在于蒋介石、汪精卫和人民群众之间。

在武汉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极少数在危险的漩涡中毫不动摇，决不违反自己所持的原则和贫苦人民的期望——宋庆龄是其中之一。“左派国民党中唯一的男子汉”。这是鲍罗廷对她的赞誉。虽然带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色彩。在那里的所有革命的国民党人中，现在只剩下两位妇女了——周恩来这样谈到她和何香凝。当然并不止她们，而是还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邓演达，军队政工首长；在当时的文职官员中还有活泼的陈友仁。但是他们的队伍正在缩小。大多数人开始诬蔑整个工农运动是“外国（指苏联）制造出来”的、群众运动“太过分了，把许多爱国和反帝分子都吓退了”。

到了6月，武汉的反动浪潮高涨，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起源于伟大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在国民党左派的首都广州和武汉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后，7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及遣返俄国顾问。他们像早些时候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彻底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进行大屠杀。

（六）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七·一四”声明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宋庆龄无情地剥去他们所最舍不得的伪装“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她在一篇声明①中首先明确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见该书《反动派统治下的“赤色”湖南》、《永丰的革命》、《革命的片断》等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在分析了工农阶级作为中国革命力量基础并历述贫农家庭出身的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之后，她接着写道：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