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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但盛宣怀仍旧不放心，为长远计，他料定自己心力已大衰，即便将来回国，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地管理汉冶萍，不如就让老亲家打理去，反正是自家人，现在各方面都买他的账。所以，盛就把汉冶萍董事长的位子让给了孙宝琦，由他出面担当一切，并且在北京设立一个汉冶萍的办事处，具体的活儿，就让孙的三女婿，即王文韶的孙子跑腿去。那时，孙宝琦手里一分汉冶萍的股票也没有，就当上了董事长，这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故事！

盛宣怀第二年回国时元气已大伤，汉冶萍虽说保住了，但自家的家产尚未发还，他必须继续拉着孙老亲家，跟大总统“对话”。

1916年6月初，盛宣怀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说，大总统有意要租用他在北京的住宅，即府学胡同5号的那幢大花园洋房。原来袁世凯见大局已定，已将家眷从河南彰德迁来北京，他们先住在陆军部。可是袁氏家族亦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有十三房太太、姨太太，生下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加上男佣女仆，浩浩荡荡，足有上百号人，住在陆军部进进出出有诸多不便，于是派人四外觅房，想把家眷安顿出去。想不到觅房之人，竟看中了盛家的房子。真是老天长眼，盛氏得知后，赶紧打电报问孙宝琦可有此事·孙宝琦回电是的，是有这么回事。盛宣怀即刻大喜，决心在房子问题上动足脑筋，或许能讨大总统的欢心。

府学胡同的这幢房子，原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伟侯）的房子，二层楼花园洋房。1910年李国杰出洋，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就将此屋抵押在德华银行，押银七万五千两。盛宣怀到北京做尚书后将其赎出，并转押在正金银行，仍是七万五千两银。后来盛又添造了前后两屋。用银三万数千两，所以在正金银行的押款亦增至十万五千两。开始袁世凯的人来看房子，听说此价认为太贵，后来又提出可否租住。盛宣怀知道详情后，立即函告北京正金银行的总办实相寺君，再邀当日初次来问屋之人洽淡，请其转告盛宣怀的意思。那意思即是：“鄙见可请大总督或家眷先行居住，如果合适，只须照李伟侯押七万五千两付还正金银行，所有契据二张即由正金交呈，亦不必拘定付款日期，其未付款之前，押息七厘，仍由敝处付与正金银行可也。除抄函知照正金银行总办实相寺贞彦君责照外，兹特专遣家丁吕素到京，所有屋内原购陈设器具悉数点交，惟亲友寄存各件，即由该家丁带回……”

第七章　豪门联姻（5）

此信是写给孙宝琦的，请其在北京代为周旋此事。“洋式楼房两重，虽不华丽，确是爽明，住眷最宜，洋式家具均备，稍有花木，并有热水管，如果合用，祈即转达，尽可即日收用。候示，当即函致正金银行，所有押款，当由敝处认还该行，项城总统可无庸过问也。”如此热心地把房子让给袁大总统住，当总统的该不会无动于衷吧！当然，也得给亲家一点好处，所以另一信的末尾就有“尚有马车一辆，青马两匹，送交尊处备用可也。”盛氏考虑问题向来滴水不漏，亦是他多次能转危为安的一大诀窍也。

后来，袁世凯果真承其好意，把庞大的家属队伍安置进去住了，大约住了半年多时间，又迁去中南海了。此屋后来由段祺瑞接住。可见几十年间，此房进出的全是些头面人物。又据说解放以后，此屋归康生居住。然而十年前笔者来到府学胡同寻觅当年遗迹时，已经被拆掉了。

作为亲家，孙宝琦对盛氏已努力到家。但他做人也有自己的原则，后来很快又跟袁世凯闹翻了。他于1913年至1914年3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于民国三年任国务总理。后来日本人见袁世凯想当皇帝，恢复帝制，需要日本人的帮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日本人就乘机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承认。袁世凯原则上要认可，而孙宝琦坚决反对，最后力争不得而于国是无望，便自动引退了。

后来复出，历任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载、全国赈灾处处长等职，这期间，曾因反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一事，再次跟袁世凯翻脸，遂愤而辞职，袁世凯拿他也没办法。

1924年1月，孙宝琦再次被推为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没几年，因反对向法国借款的所谓“金法郎案”，再次拂袖而去。

孙宝琦原本就清廉刚正，不刻意积蓄私产，加上民国后多次辞官，家口又众多，后来经济上就常常捉襟见肘。每次辞官离京，都是由他的朋友和旧属为之操办路费和行李，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