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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身上。参见学者们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　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此种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显现使我们看到了它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又并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其次，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既有别于米尔斯眼里缺乏起码的经济政治意识，政治上消极后卫，作为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别动队的美国中产阶层，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1～395页。　也不同于集激进与保守于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韩国中产阶层，　Hagen　Ko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op�cit�；1993；pp�55～72�而是呈现出因外在个人境遇变化和生活压力所致的从保守到激进的政治选择——由孤立分散、明哲保身到集群组合、保障生存权利再到追求社会进步的变化特点。集现代性与保守性于一身的上海中产阶层，随着自身社会地位出现严重危机，转向了与下层民众接近的激进立场，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解体。这种因生存危机所促成的政治转变，显然是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动荡的产物。虽然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追求缺乏类似韩国中产阶层那样清晰的理念，然而中产阶层的政治转向和激进程度，却动摇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基石，导致系统危机的全面爆发和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终丧失。就此而言，上海中产阶层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所显示出的政治潜能、变化能力和斗争决心，无疑超出了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所预设的模式。其斗争方式所表达出的政治态度和力量，赋予它更为鲜明的激进者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多样性的认识。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2）

就职员阶层本身来看，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基于职业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威胁。由于上海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决定政治选择的更多是个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传鼓动，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层次的职员，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任何学说，分析思考，特立独行。因此20年代共产党虽在上海职业界下层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像在产业工人群体中那样广泛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　据调查，洋行职员一般都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不大关心。在1925～1927年职员运动虽已有了先声，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的上海职员，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被号召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觉，实在是很薄弱的，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0、717页。其成员也基本分散在各行业和各机构中，互不联络。及至抗战前，一些行业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集中了大批的职员，如金融业、百货业等，这一变化有利于现代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经济危机，使职员群体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间，上海职业指导所进行的职业谈话36491次，其中就业问题占了70％，择业问题占15％，改业问题占15％，因感觉谋生困难而来求指导者居大多数。在登记谋职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