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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蜷缩于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地或文化领域里，竭力回避政治旋涡。齐格蒙·鲍曼将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分裂”定义为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之区别。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8～229页。对当时这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做进一步的考察，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情形：即使是胸怀社会改造抱负的总体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思想倾向大异其趣、社会身份难以划一的异质性群体，从《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与解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发展轨迹，虽然在维护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与自由的传统价值上双方仍具有同一性，但“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齐格蒙·鲍曼，同前引书，第228页。　而在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分殊的背后，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答的困惑：前者要实现理想目标，将付出自我认同弱化与独立人格丧失的代价；后者虽保持了人格独立和完整，却主动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抱负。这一两难境地使知识阶层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转型时期上海知识阶层所体现出的上述特征，事实上证明它还未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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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1）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点的上海，既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现代化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统一主权、畸形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特质使得上海中产阶层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具有了相当独特的意义，进而成为全球中产阶层研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这种特殊性与复杂性，无法套用经典的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来简单地加以解释，而必须作单独的个案处理。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对这一个案独特性的认识也正是对全球中产阶层多样性的理解，它是我们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中产阶层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因。

有关上海现代化发展动力与机制的研究揭示出上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成熟特征。这种不成熟性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定位直接相关。一方面，至20～30年代，受内外动力驱动的现代文明在上海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方向是将传统整合于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后来者需要的基本前提——统一独立的主权在上海的缺失，又从根本上制约着它的现代化进程及方式。这就是表现在政治结构上四国三方的多元势差格局、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社会整合进程中的分裂与失序，忻平，同前引书，第33～35页。　它所构成的上海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成为我们考察上海中产阶层个案的认识起点。

首先，在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上，上海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西方中产阶层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以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层的论断来考察，可以发现，所谓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教师、推销员等新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论述，即老中产阶层衰落和新中产阶层兴起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近代工业发轫，于此前后凭借新式职业谋生人群也已出现。及至20世纪20～30年代职业阶层和知识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　而1912～1927年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梯型趋势，唐振常，同前引书，第528页。其中中小企业占据绝对多数。及至抗战及抗战结束时期，小企业依然大量地广泛分布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遍布于全市各区之中。张仲礼，同前引书，第379～380页。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发生、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特点源自上海现代化的后发生型模式，外资企业、洋行的先期进入与民族工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构成了上海中产阶层产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尽管无论是新老中产阶层此时都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如果我们认为上海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和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个案的话，那么新老中产阶层同时发展却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再现，虽然其产生、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