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2/4 页)

一代的生活都会影响下一代的生活。”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译林出版社，2002，第467页。

电话调查的统计数据表明，家庭的文化资本越高，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对子女今后的学业发展和职业成就越有益。

图6…1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18岁时父亲的职业”比较

图6…1显示出中产阶层的父亲职业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与技术人员、企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以及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职业群体中。而这几类群体是文化资本相对丰富的群体。

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背景因素。而“社会化就是儿童借以获得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对这种身份的反应。社会化就是一个生物人转变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人的过程。”张人杰，同前引书，第404页。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因素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相关，文化资本总是被烙上最初获得状态的烙印，那些在某个阶段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他们也能依靠历代积淀的文化资本来获得发展的动力。

家境非常贫寒的W17，是一位在专业上取得比较突出成就的大学教师，他认为家庭尤其是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巨大。他说：“我父亲是被革命的对象，他家里是地主，解放时他16岁。他小时候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基本上老师讲完后就可以倒背。解放以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已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各个时期的历史了如指掌，并且以唱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地有一种风俗，值得尊敬的人死了以后，要放两到三天，就要有人晚上去唱歌。他就去唱。内容就是从历史中选择有教育意义的题材，主要就是劝活着的人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孝顺父母，7个字一句，七言绝句。这样我从小就听他唱这些歌，到我上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和别的成绩就比别人胜一筹。”

W17称自己能够在作文方面，在语文方面比别人胜一筹，就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平时没事时就会哼，因为他人缘关系很好，死了人以后他都主动要去，表示对人的尊敬，所以在当地几个县都很有名，别人都喊他去，他能够出口成章。”

W17　家当年的家庭条件非常简陋，“姐姐和母亲住楼下，父亲跟我就住在楼上。”但是，越是困难的条件，越使父亲紧紧抓住“读书”这一获取家庭翻身机会的方式，“一躺下来他就跟我讲只有读书才好，才能光宗耀祖。经常给我念宋徽宗的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我就受到这种暗示，就是要读书。”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2）

如果说父亲鼓励儿子读书一开始只是一种文化惯习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受到的来自好友的轻视则更加坚定了父亲促使孩子出人头地的信念。“还有一个故事，我出生时还有一个跟我父亲最要好的，生了一个女儿，我父亲跟他约定做亲家。……后来这个人发了一点财，父亲就开玩笑说，我们的约定还算不算数？这个人顾左右而言他，意思就是不算数了。我父亲就说，你看现在世态炎凉——你一定要读书。”

从W17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传承，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知识的传递，因为解放以前的家庭能够送得起子女上学的，一般都是条件比较好的地主、富农等富裕家庭。他父亲虽然在解放以后因为出身问题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条件，但是他充分能够认识到教育——即文化资本的价值，并将自己获得的这些文化资本以“唱歌”的形式传递给儿子。

其二是成就动机的传承。他的贫困的童年家庭生活经历使他具有一种物质上的匮乏感，这种匮乏感是他坚持读书求学的动力之源；来自父亲好朋友的刺激——家庭的贫困使得父亲的这位好朋友“嫌贫爱富”，也激发了W17希望依靠读书出人头地的志愿。同时，父亲经常做励志教育，从“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古代的励志格言，到以实例来激发儿子的读书愿望。

从年龄上看，中产阶层的一般是在30～50岁左右，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开始前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年龄较小的一批则是在“文革”以后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对于“文革”时处于学龄期的大多数人来说，“文革”阻碍了他们接受正规教育，而且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受到影响。但据刘精明2004年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