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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学业成就是大多数父母最大的希望；也是家庭理所当然的中心，孩子的学业成就成了衡量孩子是否听话、是否符合好孩子标准的指标。2005年春节期间，南京的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热线电话接到的诉说苦闷的电话比往常还多，仅大年三十就有45个电话，孩子们最烦恼的问题几乎全在寒假的学习压力上。父母们让孩子在节日还要继续看书，在节假日给孩子的学习加码，《扬子晚报》　2005年2月11日A1版。　在读书压力下，孩子们已经将“自由的玩耍”当成一种奢侈了。

过多的关注带来过多的保护。1996年是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跨进大学校园的年头，在各高校的报名点上，送孩子的家长明显多于往年，有的甚至是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出动，父母累得满头大汗，去办理各种入校手续，孩子则优哉游哉，轻松自在，孩子自我锻炼的机会就在过分保护下被剥夺了，###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89页。这样同时也使一些没有经受过挫折的孩子心理特别脆弱。

对于此，很多中产阶层父母其实是有所反思的。N10是一位文化工作者，说：“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其实是有功利性的，我们总是希望他的成绩好，其实小孩需要的关注不是这个。也许成人和小孩需要的关注是有违背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去适应他，像现在他回家看电视我也尽量地克制自己不去说他，小孩子也应该有他自己的娱乐。如果不注意的话小孩子就会逆反，就会厌恶。”她跟我谈到了她朋友的孩子，一个学习成绩一贯很优秀的小孩，次次都是第一名，而且好多都是免考，但是这个小孩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厌学，不肯上课。家里人也都不知道原因。后来老师就找家长谈，又找小孩谈。最后向孩子保证，不给他任何压力，让他去听课，不给他做要求，结果他就自动地学了好多课。不再是由家长逼着他去上课，而是他自愿地选择了好多课。他报了奥数、作文等等，学习也继续保持了很好的名次。N10深有感触地说：“学生逆反的不是家长为我选择了什么课，而是家长的态度，就是你为什么要为我选择这么多课，实际上他自己也会去选择这些课，但是方式不一样，因为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大人应该让小孩子自己来安排一些事情，小孩子可能更能接受一些。”

但是竞争的压力，或者说，对孩子今后生活的担忧使中产阶层父母不敢放松对于孩子的关注，哪怕他们自己也深知催迫下出不了人才，他们还是常常无法转移关注的目光。N10说：“对孩子关注多了对他们有压力，但是不关注也是不现实的，只有一个小孩，你不关注他，你关注谁呢？比方说像我家小孩，从他有时候没有来得及丢掉的随笔呀，小文章呀，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冲突，恐怕并不只是在N10一个人身上发生。

中产阶层在进行文化资本传承时遭遇到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高校大扩招”。前面已经谈到，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公众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渴望，但是，当“大学生”不再像改革初期那么“紧俏”或者说“吃香”的时候，文化资本的竞争不光是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否上过大学，而是上过什么样的大学，是不是名牌大学，而且，高校门槛的降低也导致求职门槛的提升，人们心目中接受教育的年限也从过去的大学到了现在的硕士、博士，中国进入了“文凭社会”。这样的结果是促使家长花更多的钱去择校，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是满足于考上一所大学。

在我们所做的访谈中，W8如此说：“按目前的目标，（女儿）最起码应该是硕士。现在本科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作为一个姑娘来讲，只有靠文凭才能把门敲开。至于做得怎么样就要看你的实力了，有这个实力没有这个文凭敲不开这个门，机会就少多了。”

N10则认为：“我希望儿子在电脑方面能够拿奖，我们的功利性目的就是以后能够加分，高考可以加20分。因为他的成绩都比较好，语文、英语都不错，数学比较突出，我们就是希望他的成绩比较平均，不要有一门拉下来，以后考一个好的学校，这样对他今后的工作好一点。我们没有特别的目标，就是希望他一路走得好，考一个比较好的名校。”

在文化资本的传承过程中，中产阶层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既有的知识以及教育能力对子女进行引导，N10率直地说：“我受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之间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会想，我在上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