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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时代以它开始成熟的、定型的面貌出现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以及每一寸广大的空间里。确是一切都变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时光在这里除了物质的热，就只剩下“在血盆里抓饭吃”（重庆人的口头禅，形象地描绘出中国人为生存拼命的样子，那可是六亲都不认的样子呀）。最终某种必然性征服了我们反复无常的冲动，冲动暂时服从了“物”的流通规律。如果文学不能天天革命，那么我们可以试一试触手可及的生活，我们已来到生活的路上，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以长期习惯了的左边形象从右边出发了。

但一切已不可挽回，我早已被那“神秘的下午”注定，成为了一名诗人（这在最初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回想过去我经历了各种可怕的风暴，而多少次我险些毁灭，如今我仍安好，值得庆幸），因此生活的危险亦是常情之事，毋需多说，就让它埋伏在前面，无声或大声地等着吧。此外，我亦切身地感受到谁选择了当诗人谁就选择了生活的边缘而不是生活的中心，写作的英雄时代已经作古了，写作似乎成了一件自我折磨的工作……虽非多余而令人难堪。属于诗人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犹如这已无人居住的皂角山庄，犹如一口幽单的干枯的水井……而公社（我曾同戴定南、郑单衣、萧开愚详谈过），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山乡生活却永远悬在空中，成为告慰我们灵魂的天问。

第六卷诗歌风水在江南（９２之后）人之一生，春夏秋冬。从重庆到广州，又从广州回四川，再从成都往江南到南京，我所生活和工作过的这些城市，竟如此巧地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走向命中相连。中国当代诗歌自１９７８年肇始至今已有３０年了，在这３０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１９７８—１９８５）；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