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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荐者。韩绛当然是明白这层关系的，所以，凡利于“变法”凡利于介甫，以至利于“介甫变法”四周人事的活计，他都舍身敢死。今日之变，他虽不知就里，但替谁说话是清楚的。听到皇上点名，他连副宰相王珪为何没有发言想都没想，便立即拱手回答：“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以为这是无知之论，难道司马先生要我们回到几千年前那蛮荒年代架巢而居、钻术取火吗？”

吴申、孙固被韩绛这生硬的、玩笑式的议论惊呆了。连王珪、吕惠卿也觉得十分唐兀，太不像样，不约而同地向韩绛望去。

对这种不得体的、抬杠式的“争鸣”皇帝赵顼尤感惊讶和不快。为了宽慰遭受攻击的司马光，赵顼笑颜殷殷地对司马光说：“司马先生，你也可以争鸣啊！”

司马光在这突然的、连续不断的攻击中，开始懵懂了好一阵子。待韩绛蛮不讲理的几句胡说八道之后，他蓦地醒悟了：眼前的这场争论，根本不是学术争鸣，而是一场朝廷谋杀，王安石只是碍于情面没有亲自出场罢了。他头脑昏昏，甚至怀疑这场围攻的策划，是得到皇帝默许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友情堕落，诡诈横行，老司马感到悲凉、愤懑、失望、苦痛。此时，他已不想和这样一些人在学术上费什么口舌了，只想表明自己决不退让的态度。一切是非曲直，让年轻的皇上去作决断吧！于是，他愤慨悲论而语：“禀奏圣上。臣奉旨‘侍读’，尽其所知，供圣上监察，不敢有争鸣之举。窃见近年来一些贤人能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臣反对高奇之论，就是担心这种高奇会致天下‘架巢而居’；臣反对偏激之行，就是担心这种行为会使黎庶‘钻木取火’。圣上，臣的看法仍然是：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至今亦可存也。臣言之正误，全凭圣上裁决。”

赵顼又被司马光一通诚挚、耿直、刚正不阿的慷慨陈词感动了。他重重点头。

吕惠卿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司马光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有所指的。“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指的不就是王安石吗？“读《易》未识卦交，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不就是曾布吗？所谓“高奇之论”和“偏激之行”，指的不就是“变法”吗？吕惠卿暗下狠心，不在皇帝面前扒掉司马光博学的桂冠，不逼着司马光亲口说出反对“变法”的言论来，是搬不倒这个庞然大物的。他趁着皇帝是非未定之际，向司马光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所语，既言简意赅，又深奥莫测，但其核心含意，仍是‘法存则治、法堕则乱’臣虽属‘读《礼》未识篇数’之流，但认为‘法随时变’乃是天道。天下没有不变之法，即使三代之君，也是因时变法，从不停顿。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记载：”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记载：“始和，布法于象魏’，‘刑罚世轻世重’，这‘饰’、‘布’、‘轻’、‘重’四字，不就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几年一变的，如唐虞时有‘五载修五礼’之说，《周礼》记载：”十一岁修法则‘，这’修‘字不也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一世一变的，如夏贡、商助、周撤、夏校、商序、周库之类都是。当然，先王之法也有百世不变的，那就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这些君臣长幼之法了。司马先生博古通今，何其以’萧规曹随‘四字枉解法变之道，是否有欺君之嫌？抑或别有所图啊？“

吕惠卿这最后的两句质问，根本不是争鸣，而是对司马光的审讯了。

毕竟皇帝赵顼年轻，最怕大臣把他装在鼓里，成为一个被今人蒙蔽、被后人耻笑的帝王。吕惠卿这一段话，冲着他这根特有的敏感神经，捅了个正着。于是他神色一变，眉宇间浮起了愠怒、猜疑之状。

王珪看到，吕惠卿所谓的“欺君之嫌”四字打动了皇帝的心，他见风使舵，也拱起一对老拳：“禀奏圣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自然多灾多难，臣今日在司马光的言论中，似乎又听到了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叫嚣。”

皇帝赵顼面色铁青，猛然转头，向司马光怒视而去。

此时的司马光早被吕惠卿、王珪的犄角合攻气糊涂了。他想辩解而屡屡插不上嘴巴，便索性怒目圆睁，什么也不想讲了。但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