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3/4 页)

以改变。日本将国民作为企业的齿轮来训练并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时代：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所有财富的源泉，日本人可以很容易地从海外引进技术，而且几乎是免费的。但是，随着服务业和信息管理时代的来临，随着软件业成为一个巨大的重要产业，社会需要富有灵活性和独创性的人才，而日本的教育体系则倾向于扼杀这种人才。

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吗：煮青蛙（1）

对日本来说，21世纪初的课题是日本是否会变。日本并非没有希望。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2次180度的大转变，日本完全改变了。同样的事或许还会发生。但是，万一改变不了又会如何？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组织，其作用在于顺利分配国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策划力、科学知识）。是否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成为官僚制度成败的基准。从这点来看，日本的官僚搞腐败，玩忽职守，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对资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误，这项检测不及格。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金融专业知识、环境保护、道路建设、工业废弃物管理、林业、渔业、农业、分区制和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水准、药品检测，都已落后，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尽管这样，从外国专家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日本公务员享受着一个无比宝贵的好处：伦理标准极高”（Eamonn　Fingleton）；日本的“精英官僚”“世界上无出其。”（Ezra　F。　Vogel）。

日本人自己不会像傅高义、芬格莱顿那样喜爱本国的官僚。可以作为明确事实加以阐述的是，僵化的官僚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将日本逼到差一步就要破灭的元凶。借用大前研一的话，破产的住专“是大藏省搞的，是派领导去那里进行简单经营的例子”。　尽管有那次大失败，但大藏省只不过是许多官厅中的一个，与用混凝土将国土覆盖掉的建设省、持续破坏国家森林的林业厅、给长良川建造没用的河口堤坝的通产省相比，大藏省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以说望尘莫及。

内藤洋介给《日本时报》撰文写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这是对现在环境厅提出的严厉质问”。这是一个是很好的质问——为什么环境厅唯唯喏喏地同意谏早湾、博多湾那样的潮浸区遭受破坏？而且，知道这些错了的时候，环境厅为什么没有阻止那些破坏？或者也可以质问，又为什么无法控制恶英和石棉的使用——难道就不能有做个试验，检测一下是否有二恶英和石棉吗？肆无忌惮地非法丢弃有害废弃物的是无法阻止的吗？这些质问又会产生另一个疑：：为什么厚生省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造成1　400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观？各个省厅都有各自的腐败，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过时的想法是公务员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这几年，提日本的“第三次革命”很流行。最初的一次革命是1853年培理司令率“黑船”迫使日本开放之后发生的。此后仅20年间，日本就抛弃了将近800年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由军队和强大的资本家集团来统治的近代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次是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率领的驻日盟军指导下进行的。麦克阿瑟使日本军队解体，削弱了战前大资本家的权利。为填补空缺，官僚登场了，而且诞生了如今的日本。

许多人认为，第三次革命应该现在发生。前两次不是日本人自发产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个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帅的指令。外面的人谁都不在意日本山川的命运，也不会有人派军舰前来要求：拍摄更好的电影，救助破产的养老基金，开展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教育，让国民住上更舒适的住宅。这次革命必须是来自内部的革命。其可能性并非没有。从本书引用的许多愤怒和焦虑不安的声音中就可以想像到这样的革命。

也有朋友担心：作为外国人如此批判日本，合适吗？但是，我不会这么担忧。前面提到的福田喜一郎将日本称作“幼儿园国家”，电影导演黑泽明说日本电影公司没指望了，关门更好。经济记者浅井隆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该死的，官僚！》这样的书名，大前研一评论道，住专的失败大藏省负有直接责任。宫本政于将日本教育称作“阉割”，作家猪濑直树将环境破坏和不良债权危机比作20世纪30年代走向战争的时代。京都市民奋起反对艺术桥（PONT　DES　ARTS）的建造。总之，日本国内存在发现诸多弊端而具有发言权的阶层，这里大有希望。但，光有不满情绪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