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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啃个馒头，从繁华的深南路到厂房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从闻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到庄穆秀丽的南山蛇口，深圳的东南西北中，处处有我寻找工作的足迹。已经年龄偏大、中文大专学历偏低、又正处于调动障碍中的我，在饱受疲于奔命之苦后，终于无望而归。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肾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气一个钟头是10元，一个星期要做一到两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费500元钱，原本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十二月六日，经济上已无力支撑的我，找到厂组织部长刘焕宇哀求，希望能给一条出路，以维持生计，找得急了，刘焕宇便丢出这样一句话：“其实你的问题已经不用解决了，厂里早就除了你的名。”

我当即要求其出示除名文件和决定通知书。他说早就发给了学校，叫我去找学校要，学校里应该会有。

我来到学校询问，夏振川在上班时间却躺在家里睡觉，只好在其阳台与他的两个子女闲聊。

我好不容易等到他起床，他还眯着眼睛作糊涂的样子说：“知是知道有这么回事，那还是好久的事啦，学校哪有什么决定书、通知书，那是厂里的事啦。”

我说：“就是厂里说的已经发了给学校，学校应该会有。”

夏振川无法再推，只得同我来到学校，然而，学校不仅没有通知书，就连除名文件也找不到。学校的老师们群情激愤，均不知道我已经被除名。

我质问夏振川：“厂里既然有这样的决定，你为什么不公布和及时通知本人，不把决定给本人见面？！”

夏既无知、又抵赖地说：“除名决定又不一定就要公布和通知本人、与你本人见面。”

我坚决表示：“不见到这份文件，我决不会罢休。”

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夏振川不得不答应会去找厂部。

但我对于他的为人早已不信了，要他确定一个给我决定书的时间。他犹豫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