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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的影响仍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但和西方列强那种不太热心地逐步改革中国外交体系的做法相反，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国内革命样板。早在1912　年，列宁就已提出工业化欧洲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支持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导下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1920　年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在他题为《　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亚洲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作为反击，西方无产阶级应当和亚洲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共同的敌人“金融帝国主义”，因为后者是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者和亚洲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死党。列宁就这样用帝国主义理论归纳了世界形势。它在同一个体系中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各种因素的历史意义。革命者军事上的对手可以被定性为代表垂死的旧秩序中封建反动派的“军阀”。城市商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也可以“跃过”。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动中国广大农民，一个“联合阵线”就可以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采用这一策略，在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击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很好地组织起来从内部夺取权力。列宁预见了一系列的机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暂时合作甚至结盟组成统一阵线，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农苏维埃建成独立的政权中心。

列宁的后任们继承了这一理论。托洛茨基鼓吹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而斯大林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阵线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所以斯大林在提出他的观点时不得不首先声明国民党只是一个政治联盟，它是由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这四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后来被称为民族资本家）。这些选择使苏俄对中国的建议具有一种内在的二重性：它既可以强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可以鼓吹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苏维埃以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地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在这两种策略之间还存在一种缔结政治联盟联合一些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中间立场；如共产党人可以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除去这一方针上的灵活性，苏俄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公开外交和革命颠覆两个层面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苏俄外交部的政策以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为开端。经过在北京的九次艰苦谈判，苏俄政府实际上达到了帝俄政府在东北亚的目的。苏俄和北京政府于1924　年5　月签署的协议最终确认了中俄共同管理中国东清铁路的事实以及俄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范围。同时，在苏俄颠覆计划的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机构，并帮助发动一场由中共领导的劳工运动。共产国际也和北方主要军阀头目及南方的孙中山进行联系。这时，俄国局势的发展使列宁在1921　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紧缩开支，缩减各项活动，“暂时搁置”共产主义的输出。这一做法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未能看到苏俄更为极端的可怕形象。

国民党的重组和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共合作孙中山正在寻找一种政党组织形式，以便把国民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派改组为能对觉悟不高的广大民众进行“训政”、建立民治政府的政党。苏俄的一党专政此时似乎已成了历史大潮的一部分，而1919　年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提供了不依靠阶级斗争的一党独裁的典范。五四运动启发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新的国民党章程、纲领和宣言于1923　年1　月1　日公布。国民党的重组工作在1924　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完成。作为重组工作的一部分，孙中山逐步发展起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关系。

孙中山是在各种形势的逼迫下走向了这一步。列强只顾与北京政府周旋，而未作出任何举措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他在1923　年9　月向列强提出允许广东政府使用广东地方海关税余额，遭到列强的严词拒绝；更有甚者，列强在广东海面聚集军舰，防止孙中山的军队武装占领海关。他多次向西方求助未果，国内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也令他沮丧。国民党在广东成立的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国会同北京军阀政府的国会一样脆弱，随时都会分崩离析。与某广东军阀合作破裂后孙中山被迫出走上海。他函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