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页)

然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政，即便儿子登基后，她也没有动过垂帘听政的念头，但在儿子登基的第一个月里，她的确起到了“摄政”的作用。

在那一个月里，她做了两件事：第一，撤换司礼监掌印太监，将孟冲换成了冯保；第二，撤换内阁首辅，将高拱换成张居正。

明代的朝廷，有内廷和外廷之分。内廷为太监，外廷为文官。内廷二十四监局，总控于司礼监；外廷九大部院以及全国各级衙门，总控于内阁。因此，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内阁的首辅，有内相、外相之称。这两个人，一个掌管皇上的家事，一个掌管皇上的国事。用对了人，内外和谐，政事顺利。用糟了，则阴阳失调，泰去否来。

孟冲与高拱，均是穆宗信任的老人。孟冲是厨师出身，文化不高，歪门邪道的事儿也不多，缺点是死心眼，心中只有穆宗一个人。皇上要找女人，他不遗余力，因此李贵妃不喜欢他，认为皇上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高拱，是一个既有资历名望又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优点是为政清廉，做事勤勉，且敢作敢为，每有革新除弊之举，上下称快；缺点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从隆庆元年入阁，就一直与同僚搞不好关系，一连五六个阁臣都被他排挤走了。最后，连自己的政治盟友张居正也不放过。所以，到穆宗去世时，他在内阁虽然一手遮天，却成了孤家寡人。

大凡为官之人，在权力更迭之时，莫不谨言慎行，先图自保，再求发展。高拱自恃是两朝老臣，不但是穆宗的老师，又临危受命，成为新皇帝的顾命大臣，因此在新皇帝面前，摆出太师的架式，尽管他提出的建议无可挑剔，但因为过于严肃，脸色不大好看，故让十岁的小皇帝害怕。他犯的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与冯保结怨。

冯保在宫内的时间，比高拱入仕的年限还要长。论资历与经验，他都在孟冲之上。穆宗登基后，先前的司礼监掌印陈洪退休，选拔接班人时，高拱推荐了孟冲而没推荐冯保。其时孟冲只是御膳房的管事牌子，而冯保已当了十二年的司礼秉笔太监并兼东厂提督，地位仅次于陈洪。让他接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高拱大约看出冯保是只“笑面虎”，城府太深不易驾驭，这才力荐平时与自己关系颇深的孟冲。穆宗对高拱言听计从，孟冲顺利当上“内相”，冯保自此对高拱产生了仇恨。

神宗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十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留下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六十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1）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有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