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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文学，对西方的《版权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选择版税。

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虽然两人都姓林，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

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

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这毕竟是正当要求，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

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

加上鲁讯对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