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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对鲁讯尤为敬重，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

当然，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的那篇《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就是孙福园刊发的。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

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五章　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