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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这种“神学”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

胡拾正在提倡“整理国故”，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

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整理国故”大加批判，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不时讽刺两句。

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分裂就在眼前。

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

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

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

从后世来看，客观的说，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

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第一站肯定是上海，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

林子轩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泰戈尔，但也算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身份比较合适。

林子轩答应下来，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在礼节上要尊重对方。

这场晚饭用的时间比较长，聊的比较兴起，喝的有点多，大家都有些微醉，自然不可能再去看夜潮，万一掉进钱塘江就麻烦了。

所以，胡拾和曹诚映一起离开，其他人也各自或者回家，或者找朋友。

徐至摩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是位实业家，徐氏世代经商，早年继承祖业，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1897年与人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裕通钱庄。

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还创立了浙江省最早兴建的火力发电厂，开办捷利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市内电话，成为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

按照后世的说法，徐至摩绝对是富二代了，这也养成了他公子哥的性子。

徐家在杭州有生意，他便安排从上海来的林子轩和汪精为住宿。

他在家里待的烦闷，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