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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民自力更生进行革命，但中国只做一个引路人，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扩张方式实现世界革命。这种态度使人想起古代的朝贡理论：中国为各国做出表率，但另lJ　国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则取决于它们自己。林彪为世界革命提出的“各自为战”原则在某种程度卜是为了防止中国军方卷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越南战局，因为这会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运动偏离方向。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部实行连续轰炸。由于得到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所以北京只好坐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而承受无力保护友好邻邦的耻辱。同时，1965　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关系上的挫折。6　月中国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未果。ro　月，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未遂政变导致大量亲华印尼共产党员被杀。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问题

在60　年代晚期的社会间题背后存在着深层创伤。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着贫困和期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飒，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而现在则反映了政府规划的失当。中国共产党为负此重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结构。但集体单位的管理者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譬如长征年代的党政领导并不忌讳送子弟上特殊学校。简言之，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新的党一政一军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特权组织。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到严密控制的集团，对其地位和安全极端敏感。上层守旧派日趋保守失去革命性，下层则因受压制而感到失望：革命者取代旧政权后反会继承它的恶习，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产生的鸿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的纵容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形成。

官僚结构内部还存在着斗志和动力的问题。党负责监督所有党员的思想行为，要求他们忠于党、服从党纪。他们从非党员中独立出来，深人参与“党组织生活”：不断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报告下属的情况并想方设法在人事、安全和监察部门的秘密档案中留下一个好的纪录，因为不管是否在党内，一名干部的个人材料几乎比他本人更为重要。他永远不会见到这份档案，但是他知道里面有关于自己的个人履历、家庭出身、政治观点和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的个人陈述。可疑的个人会受到系统的审查，如果遇到一场运动，有问题的个人当然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古代的科举制度使人们在思想上禁锢自己，共产党的制度则让他们在精神上恐吓自己。除了在运动中批判各类丑恶思想，党还不时地找出一批人对之进行系统的批判和当众游街，这让人意识到，如果不是党的宽大，他们之中也难免有人被游街示众。这些公于付十｛‘让人深刻体会到党的权威。动员一些自认为可能受到牵连的人严厉批判那些饱受游街示众之苦的同事，这也是当时常用的一种牛争方式。〕　其结果，“运动”这台制造社会变革的机器到了60　年代开始失去它原先的效力〔　）卜部们学会了怎样不发表实际意见而顺利通过各种会议程式。他们学会了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私交，以免日后被好友出卖而受到批判。积极分子已经掌握如何驾驭运动，如何在动员期伪装出进步和热情，而到了巩固期则变得恰如其分地谨慎和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整个党组织已经学会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大潮下自保无虞，但是它也正在失去真正动员群众的能力。

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许多党员已经对毛泽东不切实际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冒进方法失去了信心：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也反对毛泽东的革命狂热，认为这只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他们忙于解决上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于1962　年底发动又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们表现不够积极。毛泽东发起的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

建立于1955　年的苏式职业军官队伍中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倾向。这些军官向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干预军事指挥做出了挑战，他们支持苏式军队的统一指挥原则。随着军队中党员人数的减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