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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农民世代相传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纪早期，中国学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理想做出积极响应，希望消灭一切政府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在毛泽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中国古代典籍认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适当教育就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而领导职位必须由德才兼备之人担任。这一点成了孕育一位圣人式英雄的温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苏联的刘少奇及其同事们却把毛泽东思想从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删去，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

这两种内在选择的二元性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一、唯意志论与计划论：大多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支持通过系统开展五年计划，积聚投资基金、建设工业，但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加热心。唯意志论是毛泽东的个人信仰。这种信仰导致他支持各自为政的地方积极性，反对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并值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红”与“专”：受过政治培养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群之间，即党的组织者与政府专家之间构成了最为强烈的一组对比。

这些通向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开文件中，它们都作为相互联系的原则而加以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度支持具有显著毛泽东式空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大跃进”，但运动失败后两人的反对态度迅速转向强硬。1958　年12　月后，毛泽东“自愿”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刘少奇。这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会遇到的问题：何时社会革命可以转向社会稳定？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革命精神永不衰败？追根溯源此即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　苏联也曾经陷人的窘境。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

中苏关系破裂

鉴于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标的差异，中苏之间在几个层次上产生重大分歧就不足为怪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互相产生了猜忌。13　世纪，蒙古人曾经奴役过南俄地区；而沙俄帝国主义者也曾侵犯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透过共产党的中苏“兄弟”关系的宣传话语，历史确未提供多少能让双方相互敬仰的事实。两国合作以苏联提供援助、中国实物偿还的形式进行。这本来出自双方领导人的意愿，两党交恶后合作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是合作的基本纽带，而破裂过程也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不懂外语，在他接受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种思想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受到了一些归化“变形”。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一边前进一边丰富他的思想，折衷了共产主义原理以适应具体国情。俄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它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声称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就可以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声明会采取一种渐进而有说服力的非暴力变革方式，与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激进暴力变革有所不同。

1956　年苏联的“反斯大林化”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使当时仍将“马恩列斯”并提的中国共产党大为尴尬。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观点的承认其实接受了中国成为亚洲榜样的要求，但这一让步也松动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根基。自此两党分歧逐渐加大。这时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成了一个自行其是的意识形态权威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听命于一家之言，即使不发生破裂，中苏间的摩擦也在所难免。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后，处于巅峰期的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用来“赶超莫斯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指为危险的“左倾”狂热。作为回敬，北京也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尽管1957　年时莫斯科曾保证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但援助中止了。1960　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出了中国。苏联国内产生了对中国疯狂扩张的强烈恐惧，到了1　％　9　年两国军队在黑龙江和中亚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北京首先试图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和他在这一时期的支持者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模式如何应用到古世界人口2　/　3　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去。1965　年9　月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譬喻，鼓吹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