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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在中国经济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出生的，姚明可以说是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第一代能够体验到实现个人抱负后的快乐的一部分人。小时候，他梦想能够成为开拓新世界的探索者，而不是回到父母那一辈人的旧世界里。“我总是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可以到处去探险，”姚明带着点壮志未酬的表情说，“当然，在那些很小的洞里爬进爬出对我来说太难了。”不过，更难的是他无法回避从出生开始就被预定好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个人的理想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姚明有很多本来应该是接受国家分配的同学，都自己选择了事业——但是像姚明这样，有着上天给予的身高的运动员，却享受不到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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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2）

当父母告诉姚明他要被送去接受篮球训练时——他那时还不到九岁——他没有说什么，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说愿意。他一直是个乖孩子，于是就按照吩咐站在小学门口等那个在今后五年里将会主导他的生活的人：李章明。头发蓬乱的李教练那时三十岁，骑着自行车带着姚明穿行在上海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到徐汇区少体校训练，时间是每周五个下午，加上周六。“一开始，感觉就像是被迫的。”姚明后来回忆说，他把自己接受训练的缘由归结为，“纯粹是为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很尊敬他们。”他不想让他们感到失望。

训练的第一天，李教练让孩子们排好队练蛙跳。在其他孩子跳着穿过球场的时候，姚明姿势难看地弯着腰，把双手背到身后，还要互相钩住。李教练说，他跳不起来，因为他粗壮的长腿没有什么爆发力。那天，其他男孩子绕着场地全速地跑了四圈。姚明停下来的时候几乎要倒在场地上了，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缺乏速度和耐力，”李章明说，“他的骨头还没有发育好，心脏功能也很弱。”

姚明的身高和笨拙，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体校足球队的一些人，在一个绰号叫“黄毛”的好斗的家伙带领下，总是不客气地捉弄姚明。他们跳到他的背上，模仿他笨拙的步伐，还用手指关节敲他的脑袋。这些调皮鬼还拿姚明的体格开玩笑。因为身体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腿很粗，臀部看上去是凸起的，于是他们说姚明看上去像个“胖企鹅”。

这样的嘲笑让姚明很窘迫，不过和艰苦的训练比起来，这可算不了什么。每天，李教练都会让孩子们跑到近乎虚脱，跳到两腿发软，投篮投到胳膊都抬不起来。瘦长的身材和比较差的协调性，让姚明很难完成哪怕一半的训练量，即使他能，也要远远地落在比他敏捷得多的队友后面。

姚明和队友们很快学会了什么叫“吃苦”，尤其是在进行纯粹的、枯燥到让人麻木的基础训练时。身体的拉伸运动，跑步，投篮，运球，快攻，跳投，然后再是跑步，日复一日。而且这时候的基础训练，不管运动员身材大小，打球的位置和技术，人人都要进行。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练习，不仅仅会让人感觉厌倦，有时候还起着事倍功半的效果（可毕竟像篮球这样的团队项目，这种大量、简单的重复训练是需要的），还会消磨掉年轻人的活力。姚明在离开体校后曾这样说，“和美国的教练不一样，因为你想去做一件事，他们就会鼓励你去做”，而中国的教练更多是让你重复，“于是你就体验不到做这件事的乐趣了。”

十年，姚明对篮球真正产生兴趣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变化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的教练，而是其他的人。

1990年亚运会上占压倒性优势的金牌数，大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在国际上建立起中国的形象。姚明和他的小队友们每周都会上几堂爱国主义课，包括其他运动员——从身处金字塔顶的国家队到构成基石的体校。

然而，每个人都会有生活的压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对篮球运动员来说，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看起来还只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金牌战略”的提出，使体育系统开始实行奖金制度。但奖励的对象基本是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比如跳水、体操、射击甚至皮划艇选手。篮球队由于很难有机会在奥运会上赢得奖牌，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许多省队解散了，剩下的专业队队员，一年只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姚明的父母并没有指望儿子能够靠打篮球过上优裕的生活，但是从他们决定把儿子送到体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鼓励他尽其所能。当姚明训练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想退出球队的时候，父亲会把他带到自家那栋楼后面，对着钉在自行车棚上的铁篮圈练投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