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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刘玉民吃惊地问。

“是的，你怎么想？”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刘玉民说。

“我想让儿子去八一队。”

刘妈妈沉默了，不确定应该怎样回答。她是以朋友的身份和任焕贞进行这次交谈的，但体委最高领导的身份（她是主管北京队的领导）又使她有义务按照规定办事。如果刘玉民支持大郅去八一队的计划，那可能就是对体委规章制度的公然违背。如果反对，她可能就伤害了好朋友的感情，甚至可能毁了她这个干儿子的未来。

“别担心，”刘妈妈仔细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不管大郅最后参加了哪个队，他都会成为祖国最好的球员。”

这样让人安心的言语，明显地使任焕贞做出了决定。虽然让王治郅加入八一队的决定，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但任焕贞和王维君都很清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儿子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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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8）

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王治郅背着一个粗呢制的大包，登上了八一队来接他的汽车，向父母说了再见。道别就像一个古老的成人仪式，这个孩子努力想表现得像一个长大的男人。几秒钟后，汽车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里。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1）

上海的一个冬夜里，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差不多都隐没在黑暗中了。沥青铺成的篮球场在夜色里已经显得很模糊，气温也降到了接近零度。不过对正在边线外大声喊着口令的李章明来说，2003年12月的这个晚上，热身才刚刚开始。这位四十四岁的严厉的教练，长着浓而弯曲的眉毛，他已经在上海徐汇区少体校给小运动员们当了二十年的教练，其中有五年时间，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姚明的孩子。李章明的日常训练——总共将近三小时的训练课，还沿袭着很久以前来自前苏联的训练模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训练会一直持续到晚上，李章明并不会理会小球员们对寒冷和黑暗的抱怨，还有送他们回家时孩子们疲劳的话语。

小球员们的年纪都在十一岁到十三岁之间，正在做三打二的快攻练习，还有一系列不断重复的、篮球运动最基本的训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都是在大声叫喊着争球，为精彩的动作叫好，或者嘲笑别人投歪的球。可这些年轻的中国球员，在逐渐来临的夜幕中，随着枯燥的叫喊进行训练。在冬日寒冷的空气里，仅有的声音是篮球弹到地面上的砰砰声和球鞋与冰冷的沥青地面摩擦的声响——偶尔还有从边线传来的口令。

李教练竖起自己海军蓝夹克的领子，好裹住自己的脖子，这时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一个高个男孩在四米半的地方把球投到了篮圈上，而没有按照要求把球传给插到篮下的队友。李章明吹响了哨子，大步走向那个进攻队员，这个孩子低着头等着接受预料中的惩罚。对着这个十一岁的孩子，李教练生气地骂出了一连串的上海方言。

“你不能糊弄这块球场上的人！”李章明喊道，“如果你总是投出这样愚蠢的投篮而拒绝传球，你能有什么好处？”

孩子紧张地沉默着。

“用用你的脑子！”李教练靠近孩子的脸喊道。

接下来，李教练向孩子们发出了下一个指令。几秒钟里，球员们下蹲做出防守动作，朝着球场另一边的底线做“Z”字形的前后移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孩子们必须一直做跑和跳的训练——全速跑，蛙跳，折返跑。这本身并没有惩罚性质，只是他们每天正常的训练项目，尤其是在冬天，逐渐变浓的夜色让李教练没有其他的选择。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孩子们都疲倦地叉着腰。没有人抱怨。甚至没有人说话。

在今天充满各种文化象征的中国，儒家文化在传统的体育范围里依然非常盛行。从金字塔的顶端（国家队）到庞大的底部（在三千五百多所业余体校接受训练的几十万年轻运动员），这个体系里所有的年轻运动员的表现，很好地定义了什么叫谦恭。徐汇区体校在这个体系里可能只属于比较低的一个层面，但即使在那里，年轻的体操选手、游泳选手和篮球选手，都把他们的教练看成是师长、监护人。和其他几十万被选进体校的小运动员们一样，这些孩子很清楚他们不是到这里来体验比赛的乐趣和运动的激情的。他们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为国争光。姚明的父亲年轻时来徐汇区体校训练时就学过这一课；姚明1989年来到这里，在李章明机警的目光下开始艰苦训练的时候，也将学到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