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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拥的庙堂倒令人恐惧。其实没有比这些庙堂再脆弱的了，因为世界上还找不出一座屹立千年的庙堂，孔孟等人却不可摧毁地存在了一两千年，看样子还要存在下去。

从战争的局部看，野性和勇力是制胜的首要条件。可是从战役和战略、从决定权力根本性转移的暴力行为上来看，也仍然需要战争的艺术家，他们也是书生，只不过是另一种书生而已。齐国的马陵之役、围魏救赵，倚仗的主要还不是大将田忌之勇，而是孙膑之智。在戏曲中被反复吟咏的三国故事，其中的赤壁之战也倚仗了一个通达阴阳的书生，而不是刘关张。现代战争是怎样进行的似乎更无须多说，生猛和强膂更不可能是制胜的主要条件了。再说勇气和力量这些东西，它们的呈现方式也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或主要不是在战场上。一种心志的坚守和实践的韧性，倒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首先就是在勇气和意志方面，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自古书生难言说？（2）

一般人认为生活中的“书生”是可爱的，而“书呆子”是令人惋惜并多少可笑的。其实要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分寸，可以说太难了。做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令人发笑的人，实在也由不得个人去选择，而只能由植于心头的文明去决定了。一种文明种植到心上，也就会终生携带，在关键时刻会左右他，决定他的荣与辱、生与死。一些现实人士最愿嘲弄的就是智识人士，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六十年里才巩固起来的一个奇怪传统。文人既然可笑，那么它所对应的野人又该如何呢？其实离开和抽掉了文化和文明的质地，其他还能够成立吗？

文明对人的制约力是惊人的。一个古登州人叫王懿荣，就是因为发现了甲骨文而声名显赫的那个人。一般人还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国子监祭酒。他身为高官却厌倦官场，当时一肚子的好学问没处投放。加上生逢乱世，心里充满了矛盾，不知该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更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这两难之中过完，最后画上了那个惊人的句号。在近代史上，大概登州人，或者说莱国人，最让世人震惊和骄傲的，就是这个大学者大勇士大官员了。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么完美的结合。

当时清廷腐败之极，面貌俊美的好皇帝光绪受制于太后，不能一展抱负。一些有志的知识人对光绪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后却落个失败的惨局，连光绪本人也郁郁而终。王懿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当登州一带外寇入侵民生涂炭的时候，王懿荣竟然辞职还乡，与黄县的一个亲戚筹集资金兴办团练，要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在清朝将领多有畏惧的情势之下，一介书生却显示了超人的凶猛。那些办团练的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胶东一带搜罗不尽。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荣等人却进京顽抗，拼死一挣，并提前挖好了一口大井，准备在最后的关头跳井自尽。这个关头真的来到了，他于是写下绝命书，尔后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随后，紧随的还有大儿媳。

这种忠信勇敢大半来自所谓的“书生”。能够逃脱却甘愿受死的，还有以前说过的谭嗣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不仅被后来人看作“书生”，还要看作“书呆子”。连同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罢国际歌再死的瞿秋白，都会被看成同一类“书呆子”。然而，人类历史、中华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呆立不动以致于化为顽石和钢铁的人物，这个民族不是太可怜了吗？人类相信和向往一种文明，当然是向往它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大到不可思议，大到让人临死不惧，这才称得上文明啊。

而所有的野蛮人，他们的勇气就是无畏地破坏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内心里百无禁忌。他们的到来，从自然环境上讲，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让树木全毁，绿色不再；从社会环境上讲，可以用各种借口杀戮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和大肆嘲弄文化，甚至蔚然成风，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以知识为耻。

人类创造了文明，从而生活在这种亲手创造的成果里，这就是一种规范和安全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实应该首先让每个人都成为书生，而后再说其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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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说管仲（1）

（见原书第五章之《商人举贤》）

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