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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人中，国内外大学毕业3949人，专科学校毕业2753人，师范学校毕业2238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2845人，中学毕业4638人，中学肄业3043人，其他1414人。谋职者以中学文化程度为多，但大学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而经职业介绍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仅及1/10。《上海职业指导所概况》，见《教育与职业》，民国23年第156期，第317～318页。　孤岛时期，职员实际收入只抵战前的1/4，中级职员几乎降至低级职员水平。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职员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　1947年9月四行二局职员实际收入不到战前的50％，68�5％小学教员月薪只够买半石米，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5页。　而“大学教授讲师，欧美留学专家，任教于本市著名中学者，颇不乏人”，“专家名师，数校争聘，虽为形成兼课之一因，然薪给过低，一校所得，难维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于生计，乃不得不兼课以谋补助，实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专任，确非实际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编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1948，第67页。生活经历和生存的巨大压力，使这一阶层终于认识到只有联合互助，共谋社会进步，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事变给予上海职员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大规模的综合政治团体——1936年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但由于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救国会也只是包含许多先进职员的团体，并且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这使得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造成运动范围的狭隘。朱邦兴，同前引书，第717～719页。30年代后期始，情况发生变化，职业团体在中下层职员相对集中的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战时，职业团体多以发扬互助精神、共谋福利为首要工作，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银联）、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保联）、洋行华员业余联谊会（洋联）、工部局华员俱乐部、职业妇女俱乐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余联谊社、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新药业同人联谊会、五金界同人联谊会、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联谊会、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团体。作为非政治性社团，它们不对政府、行政机构施加压力，故能够合法生存。到40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作为按职业组合的利益集团已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武器——有权威的群体组织。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6～777页。1937年共产党恢复与重建了上海地下党，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合法活动为掩护通过职业团体建立起组织系统，1937年底“银联”和“洋联”　已建立中###支部，1938年中共保险业支部成立并推动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筹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388、390～391页。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在上海确立相当优势，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业的400多个工会，会员约30万人，在阵容上超过了国民党。各业共产党员就是职业团体的主要骨干。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7页。据不完全统计，教师中的党员到解放前夜已约有700多人，全市三万多大中小学教师中参加各种进步教师团体的约6000多人。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页。虽然一般情况下职员群体的社会行动并不与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尖锐冲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争还没有升级为城市暴动等与当局的武力对抗，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极其深刻，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其选择对现有统治格局能否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8～779页。　“在饥饿的体验中，我们理解了内战，为了永远免于饥饿，只有停止这制造普遍饥饿的内战，我们要求以真正民主为前提的永久和平。”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同前引书，第213页。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求生抗争中转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阵营中，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危机和统治系统的瓦解。肇始于求生存、求发展的职员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共产党反抗当局的有组织斗争中，其产生的作用更是致命而关键的。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3）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尚未成熟的群体，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特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虽然它没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