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2/4 页)

感（甚至在西贡和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以内也是如此）；在农村地区，夜里几乎成了敌人的天下。

轰炸北越的霹雳计划既未对渗透活动造成重大打击，也未摧毁河内的意志。情报部门的人都承认这些是事实。

从（为民心民意而战的）这场重要战争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境况没有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场重要战争必须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况一样，我们没有好办法训练和鼓励他们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

面对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无法回答。我只能建议总统长时间保持美国的军事压力，同时谋求谈判。我希望这些努力能阻止对方静等我方退出，避免没完没了地增派美军，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增大通过持续施加压力实现和解的可能性。

无论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认为“预期战争在未来两年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结局是不可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谈判也许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在上述两个方面努力，谋求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成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这是个严肃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当时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与我大体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长，由于总统不满意迪安·腊斯克对国务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调到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认为我对形势的评估“全面、深刻，符合我们（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以为然。《五角大楼文件汇编》说参谋长们的反应“像预料的那样迅速而强烈”，这是对他们的情绪的真实写照。他们对下列内容均表示坚决反对：我对军事形势的评估；我提出的稳定美军人数的建议；我提出的想方设法谋求谈判的同时在南越全力推行安民计划和政治上自我管理的计划的建议。他们的反应十分强烈，要求我把他们的观点转告总统，我照办了。

我与参谋长们之间的分歧虽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开化。原因何在呢？因为大多数人希望避免冲突。他们更喜欢巧妙地传递不同意见而不愿正面提出来。我想林登·B·约翰逊也和其他总统一样，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发生分裂，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他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压了下来。这是个富有人情味的举措，但我现在后悔他、迪安·腊斯克和我没有正视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与参谋长们之间的这些意见分歧，并进行坦率而深入的争论。

分歧和矛盾继续发展，甚至蔓延到个人之间。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对总统说他预期“在一九六七年会取得突出的军事成就”和政治局势的改善，但他又说：“结束战争也许得五年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访问西贡之后，厄尔·G·“巴斯”·惠勒报告说：“越共和北越军队绝无希望在南越获得军事胜利”。然而不到六个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这将使军队总数从四十七万增至六十七万）；把地面行动范围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对北越进行规模更大的轰炸和破坏；考虑水陆并进入侵非军事区以北地区。这意味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把直接参战的军队增加到五十万，每年再增加一百亿美元军费开支——在国防部每年大约七百一十亿美元的军费预算中已有二百五十亿美元直接用于东南亚地区。

四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宫讨论了上述建议。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强迫”他做如下估计：在美军增加二十万人、增加十万人或保持四十七万人不变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使命”分别需要多长时间。他最后说分别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时间。会上，总统曾问他：“我们增派军队时敌人不也能增加军队吗？果真如此，何时能了结呢？”

在这次会议上厄尔·G·“巴斯”·惠勒指出：“轰炸行动即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价值的固定目标都已受到我们的轰炸。”与此相适应，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周二午餐会上建议总统不仅要拒绝参谋长们提出的扩大轰炸规模的要求（摧毁剩余的电力设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轰炸行动局限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河内和海防以南的“柄状狭长区域”，大多数军队和物资经此区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并同情军方人士对于削弱对敌人的惩罚的潜在担忧，但我的建议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尔·G·“巴斯”·惠勒的